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

唐律与礼的关系是唐律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唐律的精髓即在于此,而且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特点。本文拟通过具体考查唐律与礼的内在联系,探讨唐律与礼的关系的特点和实质。不当之处,盼师友们批评指正。     

20世纪上半叶唐律研究概观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清末民国的研究者对之也倾注了无限的热情。通过梳理20世纪上半叶唐律研究相关论著,并在其基础上分析各自的研究视角以及存在的学术论争,方能对该时期唐律研究形成完整的认识。     

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唐律》立法技术高超的集中反映.《唐律》中的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均运用了该技术,前者意味着对犯罪成立附加了特别条件,后者体现在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确立依据.《唐律》立法技术的特点是借助数学理性全面地架设犯罪与刑法之间的阶梯和以递增公式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     

唐律断罪引律令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唐律“断罪引律令”是依法裁判的表现。依法裁判是实质，引用律文是形式，唐律“断罪引律令”是实质和内容的结合，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关于引用律文，唐律在律、令、格、式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引用顺序方面有具体规则。唐律要求“断罪引律令”,否则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是为确保法律得以忠实实施、实现罪刑法定的重要设置。     

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的制作年代为载初元年(689)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反映了一种与《唐律疏议》第294条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卖期亲卑幼的律文。从《贼盗律》残片所反映的武则天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到《唐律疏议》,唐律及其疏议显然是有过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既涉及形式方面,也涉及内容方面。同时,《贼盗律》残片与《养老律》《唐律疏议》的异同,也折射出从永徽律疏到《唐律疏议》的递嬗演变,为《唐律疏议》系开元律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持。     

浅议唐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

《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的巅峰。它既集前朝历代法典之大成 ,又为后世所沿袭。因此 ,深入研究《唐律》对于我们研究刑法中的发展历程 ,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本文试图在对中国古代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沿革作简要回溯的基础上 ,对《唐律》中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当今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评点校本《唐律疏议》

我国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点校本《唐律疏议》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硕果,也是唐律研究工作中的一件盛事。《唐律疏议》自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行世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对于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法系的法学巨著,研究与诠释之者代不乏人。但由于传世既久,刊本滋多,异文纷出,脱误丛生。清代中叶以后,此书的校勘工作受到学者的注意。顾广圻,沈家本、     

略论儒家思想对唐律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唐律的影响,是唐律的重要特点之一。可是,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尚所见不多。本文试图就此,略作一些探讨,以期得到批评指教。一、儒家思想是制定唐律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学说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历史、哲学等各方面。本文只侧重探讨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唐律的影响。关于唐律,就广义而言,是唐代法令的总称,即包括律、令、格、式四种法典;就狭义而     

辽代刑法与《唐律》比较研究

辽代刑法,今存史籍未能完整保留下来。本文利用现有资料拾遗和整理出部分辽代刑法内容,对其沿革和变迁进行了探讨,并将其与中国法典制作的楷模《唐律疏义》作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辽代刑法既渊源于以唐律为主体的汉法,又不尽同于唐律。它参酌国俗,具有自身的民族特点,又保持了中国法律的传统,是适合其多民族统治需要的法律制度,有很突出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对后代刑法制作有一定影响。     

唐律与日尔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

日尔曼法中的刑讯制度与唐德中的刑讯制度既有相似之点，亦有不同之处，两者在刑讯由谁决定与实施、刑讯实施过程的监督及刑讯实施者责任的规定方面均存较大差异。唐律刑讯制度的官方特色过于强烈，导致唐律对于刑讯过错责任的追究难以落实，这是唐代司法实践中酷刑无法禁止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至今仍难以彻底废除的原因之一。     

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朝法律文化是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大成者,不但具备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在条文之间渗透了德、礼、公平正义 等特色,唐律组成之多元化表现出其开放性,其遵从礼法结合的儒家文化,又体现了其包容性。李白是唐朝鼎盛文化的代表, 但也曾受过流刑的刑罚处罚,通过研究李白死刑赦免与唐律的关系,研究唐朝德主刑辅的国家统治制度与体恤民情、轻判轻罚 的以民为本的法律文化理念,可发掘唐律法律文化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的人性化精神,历史上这些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特质 和法文化传统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论《唐律疏议》目的解释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以疏解律的典范。释律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注重综合考量,合理运用目的解释,遵循条文具体目的服从抽象目的、个别目的与整体目的相结合原则。《唐律疏议》目的解释的技巧非常成熟完善,有效地弥补了法律可能存在的缺陷并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依据解释形式和解释结果状态的不同,可以将《唐律疏议》目的解释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唐律疏议》目的解释承载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优秀的智慧和经验,它在促进礼法融合和指导司法审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唐代法律解释的理解,还可为当代的立法解释提供有益借鉴。     

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

唐律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读唐律而不读礼,则不唯不能明其渊源,究其蕴义,且亦无法了解其社会作用。前辈学者对此早已概乎言之。本文拟从唐律的修撰、唐律的条文和唐律的实施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考察和进一步的探讨。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从《唐律疏议》看唐礼及相关问题(续)

据《唐律疏议》探讨了唐代礼制中几个重要部分的内容、唐礼与唐律的关系以及有关丧服的问题,并就古礼与相关法律的关系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时贤的见解。     

试论“一准乎礼”

:“一准乎礼”是唐律的鲜明特征。它的形成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又有深厚的文化根源。唐律的制定以礼为指导原则 ;唐律的条文大多源出于礼 ;唐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为礼左右。以礼入法在唐代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对“一准乎礼”不能拘泥 ,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略论唐律中的法家思想特点

从唐律中德法关系的几方面特点来看,唐律虽然也强调＂孝亲＂,但终以＂公法＂优先于＂私德＂,以＂忠君＂优先于＂孝亲＂;唐律中＂刑罚＂的目的着眼于外在行为的调控,而不是道德＂教化＂;唐律强调为子、为臣要＂顺上＂,强调对＂人＂的服从,而不是＂从道＂、＂从义＂。唐律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一种＂改造＂了的法家思想。     

评点校本《唐律疏议》

我国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点校本《唐律疏议》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硕果,也是唐律研究工作中的一件盛事。《唐律疏议》自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行世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对于这     

论《唐律》对主典职务犯罪的惩治

主典是《唐律》官吏职务犯罪的特殊主体之一,也是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公文的胥吏,主要包括令史、书令史与府、佐、史等,在《唐律》中主典属于主守官。《唐律》中有一些职务犯罪以主典为特殊主体。主典作为主守官与监临官一样承担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