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国际投资法下东道国监管权的改革——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分析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近年来,东道国监管权通过限缩投资及投资者定义、细化间接征收标准、引入禁止性履行要求的例外情形与矫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等在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ⅡAs）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得到全面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单列监管权条款并引入比例原则确保监管权的有序实施。对中国而言,在结合本国需要修订相关条款的同时,应积极参与ⅡAs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近年来,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案件逐渐增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投资争端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等。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多规定有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在具体条款例如东道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上仍需完善。     

国际财产征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资本输入国可以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国有化或财产征收.关于国际财产征收,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其中涉及到了征收的条件、补偿的标准、征收的域外效力以及国外法院的承认和执行.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案件和仲裁裁决的增多,投资保护协定时于投资者和接受投资国都显得日益重要.对于财产征收问题,各国的投资法律和实践都不尽相同,本文结合欧美等国在投资保护问题上的看法,以及通过分析相关案件来阐述在国际投资中如何平衡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利益.     

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方式已广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然而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收益和安全。因此,外国投资者往往极为关注东道国投资的政治、社会等环境。这就是国际投资保护中常说的政治风险。它常发生在投资之后,难以被投资者事先预料,而且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全部利益,因此,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保护,以及     

与国际投资中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国际经济条约探析

随着20世纪80年代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投资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资本输出国关注的事项。由此,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发达经济体保护其海外投资中知识产权的有利工具,并对东道国的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关涉公共利益的社会发展措施产生不利影响。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我国应当认真评估其实施效果,明确条约目标,并制定细致的谈判范本。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和对比研究

不断发展与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与内容,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国内司法救济、减少投资争议并与国际仲裁协调,从而扩大、促进国际投资。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频繁的国际投资活动促使双边、多边及区域性的投资协议的激增。随着外资投资中国以及中国投资海外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数量激增。对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定义条款、保护及待遇条款、国际仲裁条款、保护伞条款以及征收与补偿条款的演变和发展的分析表明,中国应尽快制定自己的投资保护协定范本,适应国际投资发展趋势,提高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水平。     

国际投资法的间接征收之认定与我国BIT的完善

间接征收问题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是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它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切身利益。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定及国际投资实践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期待形成普遍接受的认定标准,及对我国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完善作出贡献。     

投资仲裁中协调气候投资与东道国气候保护冲突的困境与对策

国际投资仲裁是处理气候投资保护与东道国气候监管冲突的专门争端解决机制.传统上,投资仲裁存在投资者保护偏好,且仲裁规则与气候变化规则存在脱嵌.在解决此类争端时,仲裁庭主要面临投资保护规则与气候变化规则法律选择适用冲突、气候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原则的标准判断模糊、气候监管政策构成间接征收的判断标准冲突、气候变化事实举证责任分配失衡等多重困境.为使投资仲裁发挥缓解气候变化的作用,仲裁庭应该对传统制度偏好进行逻辑修正,更多地将气候变化协定纳入实体裁决考量范畴,同时也要保障投资者正当程序利益.     

国际投资与保护的法律问题

国家对外投资即资本输出,它是国家政府、公司或个人以贷款或从事经营的方式,把过剩资本投放到国外。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从向外投放资本的国家来说,是对外投资,从接受资本的国家(东道国)来说,是利用外国的投资。统称为国际投资活动。 根据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实力来看,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对外投资国,而接受利用外国投资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外投放资本的国家,还是接受投资的国家,都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投放资本或接受资本,并都制定相应的法律,以保证投资资本、利润和其他收益的安全。     

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些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出现新兴国家对外投资崛起、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看待国际投资态度转变等新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容、结构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兼具“主要资本输入”和“重要资本输出”双重地位的国家,中国应加快在投资规则中的立场转换,提升投资保护待遇,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外资法的选择:南非改革《投资保护法案》

国际投资体系正在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双边投资协定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否确实有益于增加投资的流动，全球多个国家正在审慎地进行外国投资法的改革。基于此，文章以南非的实践为现实起点，通过概述南非投资保护制度变革的缘由以及深入剖析《投资保护法案》的立法意图，阐明其以国内立法维护公共利益监管权力的法律选择，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远赴南非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法律风险的预判，揭示外资法变革对于中国投资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南非建立新的投资保护制度，其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稳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与实现投资保护改革的若干目标之间的平衡。      

海外并购争议解决之 ICSID 仲裁———必要而“奢侈的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作为世界资本输入大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输出大国.而在诸多对外投资活动中,海外并购地位突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并购活动异常活跃.在海外并购出现争议时,协商、调解、调停、国内司法途径等都是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此外,ICSID仲裁也是重要的争议解决途径.对我国而言,不断增加的海外并购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例如我国平安就其在比利时的并购争议向ICSID申请仲裁就是一例.但是,近年来ICSID仲裁面临了诸多的挑战.本文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对ICSID仲裁有诸多质疑,但是这一制度对解决海外并购争议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真正利用这一制度解决争议时,该制度审理耗时长、费用高、执行难等特点却也使其成为“奢侈的消费”.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

投资自由化需要合理的政策法律体系来推进和保障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法律因素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禁止履行要求及法律政策透明化等 ,国际立法应反映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法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从美国BIT范本看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之协调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仲裁实践中环境争议的日渐增多,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环境规则不断调整。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环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细化了环境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条款,肯定了环境条约的作用,完善了环境争端程序条款等,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低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要真正协调国际投资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全面引入环境评价机制,突出环境问题专家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间接转股的外资法风险

针对海外投资者的转股行为会导致投资者在该东道国外资法中所定义的投资者身份发生变化、带来投资风险的问题,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了13个国家的外资基本法、单行法或外资相关法律法规等,分析其在境外投资转股处理中的不同模式,以及投资者进行配合检查与登记申报、规定该类转股等行为,并对13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大多数投资协定尊重东道国国内法对于外国投资者身份变化问题的认定,投资者在境外间接转股或海外投资时应注重满足东道国法律对于外资股权变动的批准和登记要求,对于间接转股可能带来的外资法使用变化保持敏感,注意避免被认定为法律规避或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中国投资者应注重对于东道国内相关法律在身份转股方面的合规工作,配合中国其他相关规定和辅助保险类措施,遵守双边投资协定中不同的待遇和争议解决规定,降低或防范外资转股身份变动问题为海外投资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国际贸易视角下逆全球化研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打击，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对欧盟造成了巨大冲击；个别国家面对国内外经济的不利形势，逐渐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将经济增速的下滑归因于贸易因素，转而开始寻求贸易保护或中断贸易协议等逆全球化措施试图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以典型的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为核心，对逆全球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虽然以往文献指出了特定情况下一国推行关税壁垒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反倾销措施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近期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的主要研究都指出了逆全球化措施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包括其对价格水平、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和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冲击，只有少量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会对发起国经济有正面影响。研究结论和政府行为间的不自洽说明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产生原因和动机，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预计将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理解本轮逆全球浪潮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的辩证视角与双重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国家利益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家利益是社会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对立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各利益要素的统一。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启示,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经济风险评价模型的一种改进

在全球面临金融一体化及贸易全球化形势下,各国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以及投资者纷纷向海外进行国际贷款和投资。投资者将面临新的潜在风险,其中又以国家经济风险属国际投资活动中最容易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对国家经济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叙述国家经济风险研究意义、国家经济风险定义、国家经济风险影响因素以及通常的国家经济风险定量评估模型,指出通常的国家经济风险定量评估模型值得改进的地方,再以亚洲地区五个国家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改进以后的定量评估模型在预测精度上得到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