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新娘:土家族哭嫁的女性意义及当代变迁——基于埃山村的实证研究

土家族哭嫁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功能。在土家族传统社会,哭嫁是女性的一种生存智慧,在祈求幸福婚姻生活、帮助新娘实现身份转换、传递女性婚姻经验和密切人际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得以代代相传。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女性逐渐解构了哭嫁文化的原初内涵,哭嫁淡出婚仪。     

“哭嫁”俗源浅说

哭嫁歌是解放前土家族姑娘出嫁时的一种婚姻仪礼歌。哭嫁,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隆重的社会生活仪礼。结婚,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婚姻习俗受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的制约和影响,婚姻所表现的传承事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特色。恩格斯指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上婚俗曾几度改革。至‘改土,之前,曾有‘同姓为婚、婚嫁不用轿,背负新人,男女混杂’风俗。”(《土家族简史》282页)所谓几度变革,即土家在婚姻制度上,也经历了人类所共     

苗族哭嫁歌及婚姻礼俗初探

苗族的哭嫁歌不多，但是却反映出苗族的婚姻礼俗的特点。本文认为，苗族的哭嫁歌是受汉族哭嫁歌的影响而产生的，然而，苗族的哭嫁歌与他们的婚姻礼俗却有着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乃是了解苗族婚姻礼俗的一把钥匙。     

隐藏在民间哭嫁与哭嫁歌中的女性意识

哭嫁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习俗,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充满了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述。首先,通过哭嫁歌对压迫女性的夫家进行直接控诉;其次,哭嫁歌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女姓的性别意识;最后,通过哭嫁歌,女性在对男权制度下的婚姻形式进行批判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朴素的婚姻观。     

婚嫁圈结构变动与哭嫁习俗变迁思考

嫁女是土家婚俗的一小部分。它包括求亲、相亲、认亲(又叫“放爆竹”即订婚)、送日子(男方送结婚时间)、忙嫁、过礼、哭嫁、上头、戴花酒、背亲等。在传统的土家族婚姻中，哭嫁仪式往往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哭嫁仪式往往仅限于女性，男性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是观察者。在湖南湘西地区，随着现代化节奏的加快，年轻男女在婚嫁对象选择上变得更为自由，婚嫁圈也因此在不断地扩展，原有的村寨稳定的“婚嫁圈”结构逐渐瓦解，在这样的趋势下的“哭嫁”习俗也发生了变迁。     

试析哭嫁歌

一、东西南北都有哭嫁歌 我国56个民族中,婚姻习俗方面,许多民族都有哭嫁习俗与哭嫁歌。解放前,哭嫁习俗与哭嫁歌,乃是我国南北许多民族婚俗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正如云南芮增瑞同志在《论<哭嫁歌>》(《彝族文化》第202页,楚雄文化研究所编)一文中指出:“过去,我国许多地区和民族,姑娘出嫁都有‘哭嫁’的习俗,在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这种习俗尤为普遍。从内容上看,又是妇女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控诉的怨歌。     

撒拉族民俗拾萃

唱撒赫稀 “撒赫稀”是撒拉语,意为哭嫁歌。 历史上撒拉族实行早婚制,女儿还未成年,就由父母做主,强迫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给一代代青年制造了不可言状的痛若,酿成了一出出难以数计的爱情悲剧。撒拉姑娘出嫁唱的哭嫁歌,集中地反映了他们反对早婚,反对包办卖买婚姻的情怀。     

由文化事象深入到女性心理——关于土家族哭嫁歌研究的思考

哭嫁歌是一种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我国汉、土家、藏、彝、壮等族都有这一婚姻风俗,土家族的哭嫁歌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都具有代表性.哭嫁歌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果丰厚,但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以前的对文化事象的关注到深入女性心理是哭嫁歌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哭嫁习俗的成年礼意义

哭嫁习俗曾经在世界范围存在。对这种以“哭唱”为基本特征的婚俗的专门研究,始于拉法格1886年《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在我国,则开始于30年代末期刘伟民先生对广东东莞婚歌的搜集与研究。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我国一些学者也相继涉足于此,在丰富的民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是,迄今为止,却鲜有人对哭嫁习     

试析土家族婚俗中的“插花披红”——兼谈民俗社会功能的利用

婚姻是人生中人事,这对每个民族说来,都是如此。当然,各民诚的婚俗,则又千姿百态。聚居于川黔湘鄂交汇区的土家族便别具一格,其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婚嫁过程中的“哭嫁”和“插花披红”。对于哭嫁,论者较多,而插花披红,则少谈及,本文对此,试作分析。一插花披红,民间简称“插花”,古称“簪花”。插花活运,是指在土家族男子成婚前一天晚上,亲朋在庆贺新郎时而为之献花的过程。清代土家地区的方志,对此有大量叙述,如同治《永顺县志·风俗》载:“邑人于男子将婚时,里党戏钱为宴会,易其小名而为之字。近亲之日,     

试论“招夫养夫”婚的审美价值陈志平简

“招夫养夫”婚受偏远封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了民间的一种生存选择观念。作为文学审美的“招夫养夫”婚描写,不仅表现了招夫养夫婚的生活事像,而且展示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文本中寄寓了丰富复杂的审美文化价值。     

初论湖南民族地区婚俗的原始性特征

婚姻是关系到人类繁衍和社会延续的大事。湖南是多民族大省 ,民族地区的婚俗丰富而复杂。探讨其抢婚、不落夫家和舅霸姑婚 (还骨种婚 )三种婚姻形态的原始性特征 ,对发扬民族地区传统婚姻中的良风美俗和革除其中的陋习 ,建立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婚俗十分有益     

从“礼物”解读清水江流域苗族婚俗变迁——以三穗县L村为例

本文考察了清水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苗族地区L村的婚俗变迁,以"礼物"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通过婚俗中礼物馈赠的呈现、流动、变化及象征意义来探讨该地区的婚俗变化。文中既包括男女双方在不同时期的礼物馈赠,也包括男女双方家庭的新婚祝福礼物。婚俗中的礼物互惠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诠释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婚俗中礼物的变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苗族在社会转型下的婚俗文化变迁。     

试论我国古代婚俗中的“陪房”现象

所谓陪房就是旧社会随同主子姑娘出嫁到婆家的男女仆人,他们是主子姑娘嫁妆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主子姑娘的一种特殊陪嫁品。陪房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婚俗现象,这种以人作为陪嫁品的习俗,其实也是整个人类不平等社会婚姻习俗中的一个共同现象。我们在文章中主要考察了这种陪嫁习俗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它的本质。     

粤西哭嫁歌及其音乐文化分析

运用结构主义的核心理论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分析粤西的哭嫁习俗及其哭嫁歌,能清晰地看清其面貌。粤西的哭嫁习俗由来已久,是“族外抢婚”俗的“遗留物”。哭嫁歌分为主体结构和生态结构两个部分。其主体结构由词——曲构成。哭唱的内容有“哭唱父”、“哭唱母”、“哭唱兄嫂”、“哭唱姐妹”、“哭唱弟弟”、“哭唱叔伯”、“哭唱舅父”、“哭骂媒人”等。哭嫁歌多为羽调式,旋律多下行,节拍自由,有些哭嫁歌每句都带有一个“叹息”式的尾腔,具有生活音调的特点。其生态结构由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甚微,她们的力量弱小,只能通过唱哭嫁歌来与社会抗争,争取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     

“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划与图们江区域合作

＂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划以其鲜明的区域优势成为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城市集群化、工业化和国际交通一体化的发展途径,实现在滨海边疆区南部建立一个面向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中心的构想。同时,鉴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图们江区域开发空间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规划的启动与实施必将对俄罗斯及整个图们江区域开发活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贵州实施“西电东送”的绩效预测

“西电东送”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贵州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紧紧抓住了“西电东送”战略机遇,使电力产业成为该省的第一支柱产业,推动贵州省经济发展正在实现历史性跨越。本文从能源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效应四个方面对贵州“西电东送”战略工程进行了初步的绩效预测。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旬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