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

一在南朝诗坛上谢灵运曾被看作是个典范性的人物。《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徧(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可见声誉之高。以后齐梁人论及刘宋一代文学,虽每常以颜(延之)、谢并举,但大抵更为推崇谢灵运。不少人的诗歌创作,都受到他的影响。以富于独创性著称的鲍照,有不少篇章是明显地模仿谢灵运的。谢脁的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谢灵运的影子。《南史》卷三十三说齐武陵王萧晔“学谢灵运体”,《梁书》卷五十称伏挺“善效谢康乐体”,这些都是谢体诗风靡一时的证明。诚然,也有人对谢诗提出过批评,如齐高帝指责谢诗“放荡作体,不辩首尾。”但从他推崇潘岳、陆机、颜延之来看,似乎也只是不满于谢诗的结构散漫,而且他的批评     

“谢从陶出”刍议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之际的大诗人,文学史上历来“陶谢”并称。陶比谢长二十岁,早谢六年而卒。在现存的资料中,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陶,谢交往的记载,但是,从陶、谢两人各自的经历和交游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有相互了解的可能。理由如下: 其一,陶渊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到老家浔阳郡柴桑县隐居的。他在当时有一定的名望,与刘遗民、周续之同为“浔阳三隐”。沈约《宋书》还为他立了传。当时的一些大官,如先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人,都曾设法结交陶渊明。而义熙七、八两年,谢灵运曾作为江州都     

谢灵运新研三题

《邻里相送至方山》一诗是谢灵运入宋以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艺术反映。他并不反对新兴的刘宋王朝 ,但无意中卷入了宫廷政治的纠葛 ,很快被逐出首都 ,这是高傲的诗人根本不能接受的。他居官时的名士作风不能为当局所容 ,终于落到悲剧的结局。他临死前的两首诗 :《临川被收》和《临终诗》都包含着许多矛盾 ,他并没有向刘宋王朝造反的必要和可能 ,只是作风不能为“性好吏职”的当朝司徒刘义康所容 ,才死于非命。对于强加给自己的诬陷不实之词 ,谢灵运不屑辩解 ,他深感世界的荒谬 ,于是负气地摆出一付前晋王朝遗老的架势 ,似乎要向刘宋王朝造反 ,此时他的心理已经有些变态。鲁迅先生曾经计划整理谢灵运的集子 ,工作没有做完 ,他留下的资料足供后人参考     

关于谢灵运诗歌的文献学问题

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谢灵运诗集》是一部重要的谢集刊本,过去学者多遗憾其已不存,然原刊本尚存于上海图书馆。本文以这部诗集为中心,介绍谢灵运诗歌辑补的历史过程,并介绍一部由近代学者陈柱珍藏的,王运、郑文焯朱墨笔批校的谢灵运诗集,阐述其中批、校、注的意义和价值。     

论颜延之之“狂”

在刘宋文坛上,颜延之不仅享有盛名,而且亦有“狂”名,他曾自称“狂不可及”,史书也说他好饮酒,不护细行;肆意直言,曾无回隐;疏诞隘薄,每犯权要;当其为适,傍若无人。本文试图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通过与阮籍、谢灵运之“狂”的若干比较,对颜延之之“狂”的特点、本质作一探讨,以加深对颜延之的全面了解。     

重论谢灵运的悲剧性人生

从行为心理学角度详细阐明了谢灵运的悲剧人生并非如旧说所指乃刘宋政治迫害的结果,而是其悲剧性格之必然,而且用大量具体史实展现了其悲剧性格,认为谢灵运的遗传性病弱和后天生活中的放纵以及无常的社会是其悲剧性格的主要成因,从而使其无法有效地协调自我与现实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人生悲剧。     

略论谢灵运与诗的律化

处于刘宋“诗运转关”时期的谢灵运,除了在诗歌内容上开创了山水诗一派,还在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文体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活动以及诗歌创作分别在声律、对偶、名句锤炼方面对诗歌的律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谢灵运与柳宗元山水诗创作心态之比较

刘宋谢灵运与中唐柳宗元都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山水诗自此历经隋朝、初唐到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自然产生新变。直至金元之际,诗评大家元遗山认为各朝各代诸多诗人中只有柳宗元最似谢灵运,其实二人同中有异,谢柳在寂寞心态上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实则在对待山水态度上以及此种心态在诗中呈现出来的风格上有着细微差异。     

大地回声与人生玄思——从几首诗看大谢散在人生旅程中的玄韵

作为晋宋易代时期的玄学中人,大谢的山水诗与乐府诗均是表现玄思的重要平台。仔细阅读会发现在此玄学以“赏心”结谛诗中,玄言理趣乃大谢用心刻削之果。大谢用诗歌讨论了“薄游”不受欢迎的理由;探讨了什么是真隐逸;呼告了他所推出的疏散应是什么境界。总之,一部谢灵运诗应是玄言荟萃的场所。关于“赏心”的构建,景、情、理关系的处置,什么是“真游”,隐者何为,快乐风范,大谢一生将这些命题逶迤于人生旅程中。     

近代文论领域之陶谢论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近代文论领域仍受关注的诗人。近代尊陶之风中对陶渊明诗文不平之气的认同,可与以冲淡自然论陶渊明诗文的主调相抗衡;近代崇谢论多与谢灵运诗歌艺术的创新以及清代以来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倾向有关。受传统诗论和近代思潮影响,近代陶谢论有陶谢并提,互文互释的特色,已暗合西方互文性理论。近代陶谢论在文论史观的建构、哲学美学视野的开拓上已初步表现其在近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价值。在一些诋斥六朝之风的评论中,亦可见对陶谢诗尤其是对谢诗评论的微词异响。     

贾谊哲学中“六”的本源与本体地位及其思想传承

在贾谊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是道与德以数字"六"为基数衍化的结果,而且,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六"与道、德便内在于天地万物.因此,数字"六"不仅具有本源地位,而且具有本体地位.贾谊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传承.     

关于《史记·五宗世家》之"河间献王"事迹疏证

本文透过文献比对,重新审视前汉淮南王案,对司马迁撰《淮南王传》提出质疑,进而否定此种可能性。认为该传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并深入结合楚元王一系在前汉武帝、昭帝及宣帝时的政治处境,对他们撰成《淮南王传》的动机和心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梳理其经学的倾向和学术的特征。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增订刘子校注》前言

<刘子>是北朝子书之最优秀者,书中引用成文和征事数典之处,比比皆是.所以对其进行校勘和注释大有必要.刘子的作者是北齐的刘昼,而非刘勰.刘子与文心雕龙,在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语言结构、习用字句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孔雀东南飞》三题

本文探讨了《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第一,在“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中,“自”应作副词“本来”讲。第二, 从兰芝、刘母、刘兄等的言行可证明刘母是刘家最有权威者。第三,兰芝殉情地点应是太守家。     

《刘子》作者新证

《刘子》作者究竟为谁，自唐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涉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故弄清事实真相不仅对《刘子》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龙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爬梳史料，原始以要终，辨析考证，认为《刘子》作者乃梁朝之刘遵。     

贾谊礼治思想的本源论

贾谊在道与德之下构建了“六理”、“六美”两个新的概念,道与德通过“六理”、“六美”不仅创生了天地万物,也创生了儒家的基本理念:仁、义、礼、智、信、乐,从而为儒家的礼治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本源依据。     

刘禹锡、柳宗元诗歌贬谪情感艺术范式刍议

刘禹锡和柳宗元共同的贬谪命运遭遇和对贬谪情感的相似体验,使两人在贬谪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对屈原的认同表达被压制与被放逐的委曲愤怨;借对时空数量词的执著关注和反复运用来传达深痛的生命挫伤;对羁禽囚鸟意象的刻意描绘表现内心的幽寂拘囚之感;用频繁的登高望远来寄托强烈的飘泊之苦和难忍的故土之思,这为唐代诗人贬谪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艺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