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 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多哈健康宣言》之后的发展

《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定议定书》所建立的“第6段机制”放宽了对医药产品的专利限制，突破了TRIPS协定关于强制许可药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的规定，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廉价专利药品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借鉴国际和国内层面考察实施“第6段机制”的立法和实践，我国立法应立足于促进我国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     

论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问题——以人权和"价值平衡"理论为视角

WTO建立的TRIPS协议将包括药品在内的一切发明都纳入可以给予专利保护的范围,这使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本国因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引起的公共健康问题时,和发达国家相关药品的专利保护之间产生冲突.从当前全球的公共健康现状出发,运用人权和"价值平衡"理论对此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基本人权,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应该优于知识产权加以保护.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P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论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的TRIPS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公共健康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药品专利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矛盾也日趋突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由于相关各方利益的冲突，TRIPS协议下的有关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款，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及争议的焦点。如何协调TRIPS协议下药品专利私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利维护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国除了要在立法方面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可行性方法，使强制许可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提高公共健康危机时药品的可及性。     

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费用负担——基于2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析

在医药技术、医药经济和公共健康倍受关注的今天,药品专利保护的双面刃性质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对27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费用负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药品专利保护随着药品费用负担增加起初降低然后提高,两者呈U型关系,此拐点的人均药品费用支出为86.67美元,药品专利保护强度为2.738。     

试析TRIPS-plus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

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是一个国家获取基本健康药物的工具之一,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含有的TRIPS-plus条款会影响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施行。TRIPS-plus条款对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未披露数据的独占保护,专利保护期的延展,旧药品新用途可获专利,专利撤销理由缩小,限制可以适用强制许可的情形,提高补偿标准,明确限制强制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出口等方面。     

授权仿制药反竞争问题及其规制进路

授权仿制药作为专利药企业推出的一种竞争策略产品,本应具有丰富药品种类、提升消费福利、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向效应,但是当专利药企业以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推出授权仿制药时,该商业策略可能阻止独立仿制药进入市场并减少竞争,从而推升药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健康利益。其中尤以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扼杀式并购的外观表现最为典型。针对这两种行为,美国、欧盟已采取不少反垄断执法行动,以增加药品市场竞争、降低药品价格。现阶段专利药研发主要聚集于美欧大型药企,我国仍然是仿制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因此,建议对非授权型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和解协议宜从严适用推定违法原则,对涉及授权仿制药的药企并购宜审慎审批,并设置授权仿制药与独立仿制药的药品价格差,以促进我国药品市场竞争、提升消费者福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健康视域下专利伦理审查机制的问题与对策

危及公共健康的专利的存在,让专利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颇受质疑,强化伦理审查是提高专利道德合理性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专利伦理审查面临多重挑战,致使伦理审查流于形式：意识层面上,面临“去伦理化”主张的挑战;立法层面上,立法不完善,缺乏审查依据和标准;实践层面上,审查主体、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不健全。目前可通过厘清观念误区、健全法律体系、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等多种举措来完善专利伦理审查及监督机制。     

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的重要手段,随着多哈谈判的进展,国际社会已就药品强制许可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根据TRIPS协议的有关条款,我国已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强制许可制度,但这些立法是否充分运用了TRIPS协议弹性空间,是否符合当前我国公共健康利益之需要,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城市文明：中西社会法治走势解析

城市是历史的钥匙,是社会的枢纽。故中西社会封建城市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仅对其市民阶级的发展成热和社会秩序、制度的孕育完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而且对其法治文明的发轫及走向,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法律意识

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考察 ,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 ,认为宗法政治伦理使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及其观念陷入道德化和非道德化二难境地。宗法经济伦理严重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建立 ,宗法士人伦理制约着“理性—形式化”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形成 ,而氏族和宗庙则对法律起着抗衡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并呼唤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和瓦解法律精神的因素。     

论法治社会构建中公民意识的培育

构建法治社会离不开公民意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够健全,但更关键的是中国公民普遍缺乏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而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束缚;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民主政治建设的滞后是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只有把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制度保障;把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思想源泉;把培育公民社会作为生存空间,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公民意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发展。     

论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集中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财产权的法律性质上.本文从所有权结构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国家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产权关系,明确所有权权能可以分离的理论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连接提供了法律依据.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界定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从此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再虚置,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形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又是农民的权益问题 ;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农民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日益发挥着显著影响 ,然而 ,农村自组织资源非常有限 ,农民组织能力也极端脆弱 ,农民组织发展有待政府的进一步扶强和放活。     

新加坡行政法制述略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其行政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特殊性。根据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新加坡在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贪污调查局、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行政法制。它对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行政监督、司法控制等都有重要借鉴价值,有利于促进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     

试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弱势群体”是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理健康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其缺乏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能力。弱势群体的成因既有先天因素,亦有后天社会因素。现有法律不足以保护其利益,故需探求新的保护机制和方式。在法律理念更新的基础上,采取多方位、多层次的保护措施,完善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体系,方能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Making Health Public: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s and the Medical Sciences in Colonial Malaya (1840s–1941)

The print and broadcast media are traditionally vital vehicles for both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framing of discussion on health, medicine, and diseases. However, their roles have been largely peripheral in medical historiography. In this resp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i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s in colonial Malaya in identifying and disseminating epidemiological data as well as commentaries on public health issues and policies. These discussions provided a crucial platform in linking public health discourses to a more literate and influential lay public and adding to broader debates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lony. Collectively, the articles and editorials of the print media in British Malaya were not only indicative of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of colonial civil society in public health. Their narratives also reflected underlying tens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addition to sociocultural anxieties over the fluid labor and capital flows of the colonial political economy.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