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论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历史上藩镇割据之教训,采纳了重臣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想尽办法削弱地方官僚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通过解除地方节度使兵权、整顿禁军的方式限制地方官僚的兵权;通过文官知州、朝官知县、设置通判的手段来分割地方官僚的行政权;通过统一货币、推行禁榷制度和设置转运使的手段来收回地方官僚的财政权。北宋中央从兵权、行政权和财政权三方面来制约地方官僚权力,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机制,有效防止了地方藩镇官僚乱权现象的发生,改变了唐末五代"节镇太强、君弱臣强"的政治局面,完成了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之政治目的。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行政滥用职权之正确界定

滥用职权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严重违法现象。行政滥用职权即行政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观点不仅理论上解释不通,且也不能回答实践中的问题。正确分析“滥用职权”的原因及正确认识“滥用职权”,对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伴随大学发展而出现和演变的。中世纪之前的大学结构简单,学者包揽大学的一切事务。中世纪之后,伴随社会科技的发展,大学开始世俗化,大学的职能增多、结构复杂、事务繁杂,学者已经无法包揽大学的一切事务,出现了专门管理大学事务的行政人员,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及其矛盾应运而生。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大学管理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我国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长期不平衡,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行政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

行政监督主体职责不分、地位不高、利益保障不完善是行政监督效能较低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现象 ,就必须坚持监督主体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行政监督主体职责分明的制度 ,保障行政监督主体权力独立 ,保护行政监督主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监督主体力量 ,促进廉政勤政 ,提高行政监督效能。     

行政权概念新释

行政权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它关系到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等相关重大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行政权就是主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依法直接、主动、连续为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公共权力。     

羁束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的表现及规制

长久以来,滥用职权被认为只能发生在裁量行政行为的领域当中,其原因在于:只有裁量行政行为当中存在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在羁束行政行为当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被予以排除,没有权力滥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受法律文本表达所限和行政任务的日趋复杂,对于某些羁束行政行为来说,从事实认定到最终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着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机关以羁束行政行为已经排除其主观意志为由,从而过度或者胡乱使用职权,将会造成行政职权实质上的滥用。因此,对于羁束行政领域中的滥用职权,同样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提升行政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等,以避免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宪法下的行政职权：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

行政法学的研究离不开其逻辑起点的分析,而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分析,需要其逻辑原点作为哲理基础,但哲理基础的研究又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探讨基础之上。人的自由意志本质是行政法的人性基础,自由意志的自在自为活动构成法律上的权利,这种法律上的权利首先表现为人格权,再由人格权的延续与扩展形成身份权和财产权。行政权力是公民人格权以契约的形式聚合而形成,公民权利和宪法下的行政职权分别构成行政法的逻辑原点和逻辑起点。     

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及其实现——行政权谱系中的考察

处于行政权谱系的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职务协助,该定位不仅可为相关规章内容不统一问题提供正当性注解,而且基于法规范与法事实的错位以及城市治理的合作化诉求,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两者职务协助关系应在双重维度下展开:交通警察的协助行为应具备基础性条件、职权性要求、被动性情势、裁量性过程4要件;而其他行政主体协助行为的"基础性条件"应更为宽泛。对协助请求遭拒与协助行为责任承担,应规定不同的救济路径。     

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概念辨析

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高校的内部权力问题不可回避。避开价值取向,只对权力的本质进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有助于我们将高校内部权力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     

试论规范行政权力的必要性——以和谐行政的构建为视角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具能动性、最有活力的权力,是实现国家职能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力形式,是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权力。从当今世界各国行政实践的发展来看,行政权力的逐步扩张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因此,为了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即实现和谐行政,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规范。     

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建立和健全了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比较合理地设置机构、科学配置人员,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和人员的职责权限,构建了内外相维、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体系。各行政监督主体依法通过巡视、考课、勾检、弹劾、封驳和谏诤、判署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干部人事、司法、财政、经济等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有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作保证,有一定的法律作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