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     

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苗疆书院于清初渐兴,乾嘉“苗变”后快速发展。借此,传统中国成熟的德治原则、“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苗疆,并重建“边缘”之地共同的精神信仰,强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相较一般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教育教化功能,作为“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和表征,苗疆书院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     

《苗防备览》题解

清代乾嘉时期湖南溆浦人严如熤所著《苗防备览》,是一部有关“湘西苗疆”历史进程、民风民俗、治策方略的私著地方志。全书共八册二十二卷,包含舆图、村寨、险要、道路、风俗、师旅等14门。虽然此书卷帙浩繁,但其内容具体而言可依题名“苗防备览”四字分为三大主题,即：第一,基于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与感受,对“苗”族群文化特征及分布地域的认知与界分;第二,在此基础上对湘黔苗疆历史的梳理与苗疆“防治”对策的张举;第三,也是就是全书的主旨与目的,为“后之有事苗疆者得有稽考,用备采择”的“备览”。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节”桡手服饰及文化内涵

勤劳、智慧的苗族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传承下来的文字,其服饰便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苗族服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施洞＂苗族独木龙舟节＂桡手服饰体现了苗家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承载了苗家人独特的审美、求吉心理和原始信仰,记载了文化的交流和变迁的轨迹。     

苗疆“挡箭碑”一体两面特征及民族繁衍意识蠡探

苗疆“挡剑碑”是鬼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的产物,巫术作为实现保种护生功能的主要技术而显现。 “挡箭碑”一体两面之特征与保种护生功能体现了苗民族强烈的繁衍、增殖意识和“善恶观”道德价值,也反馈出苗族鬼神文化的虚诞性与滞后性。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三个“特殊问题”分析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三个＂特殊问题＂：一是主流话语关于＂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赋予未能充分考虑苗族和苗族地区的实际需求;二是政策体系、职能机构的设置以及权力运作的机制,同苗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不形成对应支持;三是苗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的权利分配存在＂客大欺主＂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成因并不复杂,但若未能引起关注和及时解决,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针对问题提出三条对策建议。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