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汉代水衡都尉初探

水衡都尉是西汉武帝元鼎二年设置的主上林苑的重要职官。它掌管帝室财政但又独立于少府。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由于在国家财政制度上的逐渐变化,水衡都尉并职于少府,权利逐渐被转移,此职便逐渐消失了。本文从水衡都尉的设置原因、演变过程、执掌、选官方面对这一官职进行初步探究。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探析

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然基本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未理顺,由此成为导致省以下地方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创新我国财政体制,在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级次下明确界定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以及相应的财政收支范围,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最终保障各级政府行使职能的资金需要,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着县乡机构臃肿、乡镇财政运转困难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存在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体制背景。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重新划分政府事权和财权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增长机制以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教育投入与保障机制以深化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农民负担监管机制和农民权益保护体系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关于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

我国1994年开始建立并延续至今的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在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理财积极性和体现中央适当集中财力的意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各级政府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分税制内容相对不稳定,上下级政府之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免征农业税后,将会减少基层财政的实际可用财力,导致基层财政运转更加困难。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效能,必须按照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要求,深化我国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小城镇发展与财政建设非良性互动问题研究

小城镇发展与财政建设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循环关系。目前我国东西部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着小城镇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性资金管理混乱、财政收支结构不合理、财政负债严重等影响小城镇发展的典型问题,从根本上抑制着小城镇财政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的充分发挥。文章从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三方面深入分析原因,指出小城镇发展与财政建设非良性互动的症结之所在,提出促进小城镇发展与财政建设良性互动的改革方案。     

汉代中央的厩

汉代中央的厩设置于长安城内外。东汉中央厩的数目较之西汉有所减省。中央厩由帝室财政系统掌管，其马匹主要从传统养马区选择，罚没、从地方征调也是中央厩马的重要来源。厩马主要供皇帝及帝室成员骑乘，祭祀、补充地方传置，以及作为军马等。中央厩所设置的职官主要有令、丞、监等，其秩级虽低，但和皇帝关系密切。厩在两汉时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行政体系逐渐发育成熟。     

南宋国用司与中央财政

国用司是南宋时期宰执兼领中央财政,以筹措军资的京局.作为在尚书省户部之上设立的理财机构,它是中央财政机构的主要决策部门.通过对其设置背景、机构组织和具体职责的研究,可以窥见当时中央财政运作状况,发现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兴名臣,一代儒相——刘健生平事迹述评

明自英宗以后 ,王朝每况愈下。独有弘治一世 ,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 ,堪称“中兴之世”。是时涌现一大批良臣贤相 ,刘健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为内阁首辅当朝八年 ,辅佐弘治皇帝革除弊政 ,励精图治。其为人正直 ,敢于犯颜直谏 ,被弘治视为心腹临终托孤。作为顾命大臣 ,刘健对荒戏的武宗极力匡扶 ,屡次上疏极谏。最后去权阉不成 ,忿然请辞     

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与近现代文人的生成

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与形成于晚清民初上海的出版市场,为文化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仕途经济的生存空间有着很大关系。其中近代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为文人独立、自由人格之养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土壤。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始,上海庞大的出版产业及其市场,吸纳了大量从封建仕途上退下来的“知识劳力”,“卖文为生”遂成为当时文人公认的一种生存法则和职业标志。近代稿费、版税制度,不仅在催生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市民文学,也在催生以“国家、民族、阶级、人生”或“纯文艺”为精神旨归的现代精英文学。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论张洎的外交思想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其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     

金融"功能观":重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整体思路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是以金融“机构观”为理论基础,从而使农村融资制度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融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金融浅化”趋势日趋明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不在现行的信贷政策,也不在现有的金融机构,更不在9亿中国农户,而是在基于“机构观”所架构起来的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因此,以金融“功能观”来重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思路,这才是唯一出路。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陆贾的天道观论略

陆贾是西汉初年将儒学与王权相结合的首位尝试者。陆贾《新语》所寓含的思想,探其本源,都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陆贾天道观也秉承荀子的天道观,又有所发展。归根到底也是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