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干谒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纲

以干谒活动为中心来研究南宋文人群体,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在方法论上属于文化学的研究范畴.系统研究南宋文人的干谒活动及其干谒心态,研究南宋士大夫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对于认识和考察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面貌,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和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有一定的启示.笔者试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入手,探讨整体研究、分类研究、分段考察、比较研究、诗史互证、知人论世等研究方法,在南宋文人干谒与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力图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来还原南宋文学的总体特征.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     

"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盛唐干谒风行原因新论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重要原因。     

试析贾岛“推敲”一事真伪及缘由

贾岛“推敲”的故事,从晚唐开始就有两种版本流传,其情节甚至被正史采纳。但从事件发生的时间、贾岛的交游关系以及文献记录等角度可以考察出,该事件实为后人的杜撰。捕风捉影未必无因,该流言形成及流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贾岛自身狷狂又怪癖的性格及苦吟诗风有关,也受到唐朝科举制度、干谒之风和书写传奇之风流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此外,地域和贾岛在后代的接受史也促进了该流言转变为事实。古代文学史中有很多史事是由流言演变而来,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还原和解释可以有助于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真实的背景。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唐宋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因

唐宋是岭南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教育文化和商业文化等三个方面，但其总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北方，唐宋政府对岭南开发的重视、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以及谪官在岭南的贡献则是唐宋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南北宋社会变动与山水画风格之演变

南宋中后期山水画出现供游赏的景象和表现歌舞湖山、尽情享受的思想,不能完全指向南宋统治者偏安不思振作。这种情景在北宋后期业已出现,是北宋后期至南宋社会变动的反映,也是以权臣为代表的官僚大地主集团的生活写照。南宋中后期,这种生活更趋细腻和精致。山水画是所谓"君子"喜好,即专属士大夫所钟爱,园林别业又是士大夫们的生活场所。士大夫们不仅希望将"君子"喜好山水尽置于园景中,而且希望通过绘画将第一自然的原生状态的山水,转变为第二自然的审美状态的山水。由此山水画的意境与园林别业的意境被绾结在一起。兼工山水画的士大夫,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是其园林别业的"记忆"或"写意"。画院画工虽然一般多是没有文化的伎艺人,但能留其名的山水画家则多出自士大夫阶层,他们与官僚士大夫过从甚密,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或是园林别业的"写实",或从园林别墅的四至景色得到灵感乃至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图画。南宋官僚士大夫的园林别业因人工迭山凿池而形成诸多特色,对山水画风格的演变亦有直接影响。     

略论中国戏曲文学中的负心男子形象

自宋伊始在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中出现众多的“背亲弃妇”的负心男子形象。它是两宋以来社会生活的反映 ,与科举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它是两宋以来意识形态的反映 ,代表着理学体系中的秩序法则和行为规范 ;它是宋代“市民文化”和“市井文学”的必然产物。其代表作品《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琵琶记》等对后世戏曲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宣扬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形象教科书     

舌尖上的咏茶词——宋代咏茶词研究

一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和风尚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某种文化。宋代咏茶词出现并兴盛,使得饮茶从一种生活方 式上升为一种社会文化。咏茶词作为宋代饮茶文化的载体,对茶文化中的采茶、制茶、饮茶和茶艺方面都有详尽的描写和表 述。同时,由于宋代文人将自身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涵养融注到咏茶词中,从而让咏茶词中的茶文化具有了人的情感和内涵。 包括词人通过咏茶词来言志;咏茶词中禅茶一味的思想;还有咏茶词中蕴含的离别和相思之情。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