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

学界对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一直有所争论。柏拉图的审美理论虽然凸显了灵魂内部的张力冲突,但总体上“理性-神性”的哲理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说和“阶梯”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回忆”说以灵魂马车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节制的理性克制放纵的情欲的过程;“阶梯”说则阐述灵魂如何一步步剥离感性影像,不懈地追问上界的“美本身”,从而彰显着审美的“理性-神性”精神。正是在感性情欲与理性神性的动态冲突中,柏拉图美学才走向对永恒真理的凝视、对神性之美的仰望。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人与自然之三维关系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逻辑架构新视角,反思并揭示出在较低层次上的“认识之维”与“欲求之维”均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主客二分观点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给予了批判性审视;同时借助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的相关见解,从另一维度即“情感之维”,论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进而认为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注定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形式,在人与自然关系之逻辑架构中处于天高层次。     

和谐生态美：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梦——读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和人道主义的作家,《受戒》是其代表作。在这个充满桃源理想的乌托邦水乡世界里,他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出发,体现出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凸显出一种诗意自然以及诗意生存的整体和谐之美。     

“约定”背后的“自然”——略论卢梭社会契约论中隐含的自然法观念及其神学背景

社会契约诸家理论的建构中,往往隐含着"自然"的背景支持观念.但是,"自然"的涵义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自然法的神性观念演变为启蒙思想解除形而上学的神圣基础后的世俗化自然法观念.卢梭试图重新恢复"自然"的神圣维度,进而借之建构社会契约论.卢梭理论中的"公意、公民宗教、良知"等要素都隐含自然法的思想因素.但由于种种原因,卢梭的起点虽然是古典性的"依自然立法",但其结论却已初现了现代性"人为自然立法"之端倪.     

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人性论

"人是什么"是康德纯粹哲学之终极关切。尽管康德用哲学人类学来回答这一深刻命题,然而事实上,其宗教哲学专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已经开始了对人性的研究,这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康德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由。在自由的人性中,存在着向善的禀性和向恶的倾向两个维度。人性之根本使命是发动心灵的本体革命,做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德性之事。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论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兼论与左翼作家的论战

"人性"是梁实秋谈文学的基点,他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应是在理性制约之下的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是没有时代与阶级的分别的,具有永久性.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的论战,首先是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论争的焦点并不在同一问题上,是一场错位的论战.他反对左翼文学,除了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学观念的原因外,还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密切相关.     

自由与艺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美学之维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人作为自由存在者的哲学人类学前提建构了一个从人的本质到人的异化再到人的解放的政治理论。美学的维度在这一理论中被突显了出来,因为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的自由只有在其依据美的规律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和审美体验之中才能得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能够在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全面充分地发展其本质能力的理想的社会形态。     

茶禅论

禅,是中国禅宗的一种思维方法;茶禅,乃是以茶参禅的一种人文境界,一种艺术境界。茶禅联姻,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关于“茶禅一味”的总体研究,应该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然而至今尚无甚创见。     

旧瓶装旧酒--论马一浮的哲学思想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旧瓶装旧酒”,其思维框架、哲学话语、哲学观念大都是先儒的东西,不论是天人合一、心本论还是理气论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走回儒学”既不同于暗渡陈仓式的“旧瓶装新酒”,也不同于换汤不换药式的“新瓶装旧酒”,而是一种接近于原汁原味的陈年老酒,是一种具有“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传统儒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