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分封制与黄河水患影响下的开封城

明代开封城的形势特点,是明代皇室分封制下的产物,也是明代频繁的黄河水患和开封城安危两者休戚与共关系的缩影。明代开封城具有五个鲜明的形势特点:第一,为防御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形成了由护城大堤、土城、砖城、萧墙、紫禁城五重城垣层层围护的崭新城市格局;第二,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金陵、大梁为为南、北京,后成为周王朱橚及其后世子孙封地,王府林立,势若两京;第三,历次水患将城内低洼之处渐次淤平,原城内著名的三山逐渐不见踪迹;第四,"五门不对"的格局得以保持和延续,旨在凝聚、圈住城中的王气;第五,卧牛之势的营造和镇河铁犀铸造,系因牛为土属,土能克水,意在镇压河水泛汜。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除水之害:岷江水患治理与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兴起

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一般离不开河流水系,成都平原早期城市正是由岷江孕育而生。然而,由于川西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岷江水患十分突出,水患治理及其成效是成都平原城市存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古蜀人民在处理水患与城市的关系时经历了从避水、防水到治水的转变。随着古蜀国对岷江水患治理的推进,成都的都城地位逐渐稳固,成都平原早期城市得以兴起发展。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

黄河流域(历史时期包括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所及的海河流域和黄淮平原)种植水稻大致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由于气候、降水、土壤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水稻生产始终没有在当地的粮食作物中占主要地位。不过,黄河流域开发较早,耕种技术比较先进,唐代中叶以前是我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所以水稻生产曾有过相对发展的时期。以后,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水稻生产渐趋衰落。今天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诸省,稻田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国的90%以上,而黄河流域仅占2—3%。这种南北悬殊的比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本文即就黄河流域水稻种植地域分布的历史变迁和兴衰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明清时期沿黄河城市的防洪与排洪建设——以开封城为例

完善的防洪与排洪设施是古代沿黄河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明清时期,由于频繁遭遇黄河水患的冲击,沿黄城市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黄河自身的决徙造就了洪涝的多发与防洪设施的圮坏,大量泥沙的沉淀既淤没了诸类水体,也抬高了城墙之外的地势,致使城市防洪乏所依、排洪少所恃,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洪涝应对就成为重要的城市问题。面对黄河频决的灾害性影响及严峻的洪涝形势,开封城官民一道筑堤防、修护堤、缮城墙,御水于城体之外;开凿城内之沟渠、疏浚城外之河道、挖暗沟、建水门、置水闸、造水车,泄水于成灾之初。这种多重性与立体化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开封城的防洪与排洪能力,也应是屹立于当时的其他沿黄城市的共同建筑特色及其存续至今的保障因素之一。     

两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与救助

两汉时期,河南水患严重,在数量上几乎占全国水患的一半,在危害程度上也大大高于其他省份.在地域分布上西汉水患主要集中在豫西、豫东,东汉主要集中在豫西,其中豫西水患主要由长时间降水引起,豫东水患主要由黄河决口、改道造成.在时间上水患大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西汉时期,河南水患大灾多,东汉王景治河以后有所改善.水患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患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造成浮尸遍野,疾疫流行,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汉代采取的堵塞、疏通、分洪、蓄洪等治水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两汉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对安抚受灾民众、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御水护城:明清时期寿州城市水患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滨处淮河岸边的寿州城时常遭遇水患。“水决城”“雨水坏城”“大水薄城”“水灌城”是寿州城市水患的主要表现形式。频繁的水患使寿州城墙等物态承载体时遭损毁,人畜受到威胁,民众心理亦遭受巨大冲击,寿州城社会经济发展因之陷入困境。为应对城市水患,寿州官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在灾前通过预修城墙和加强巡察进行预防,临灾时积极组织抢险御水、保护民众,并于灾后施行一系列蠲赈重建措施,有效减轻了洪水对寿州城的负面影响。寿州城的防洪经历,是淮河流域城市洪灾应对的一个历史缩影,对于今天沿淮城市抵御水患,有效做好灾前准备、灾时抢险救灾、灾后有序重建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宋代定海县城市形态研究

研究宋代县治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是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途径。明州（庆元府）定海县于后梁时期始建城墙,呈现镇、县并存的早期城市发展模式。南宋在承袭后梁古城区及“城西市”区的基础上,再度出现军寨、县城并存,共同促进城市生长的“双子城”格局,催生了新的城市中心,继而为明清县城的形态奠定了基础。明初定海罗城的修建,改变了开放式街区形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县邑在宋至明代由无城到有城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所发生的变革。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