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立法的缺失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民事主体制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培育和发展的需求,应当明确家庭农场为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同时,界定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还应当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农业商品化与家庭农场的功能定位——兼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较

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社会转型和农业商品化的需要,由此使得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成为必要。相比于其他经营主体,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其劳动和资本的合一使得家庭能够在农业种植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比和参照分析,不仅能对家庭农场本身的功能进行定位,也能获得对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功能的新认识。     

家庭农场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可行性——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历来是全国的粮食输出大省之一,且农业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近年来农业发展遇到不少问题,家庭农场和农业物联网技术分别从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技术两个层面来帮助解决安徽省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问题。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考虑到其自身特点以及安徽省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是安徽省当前最好的选择。农业物联网技术是一种智能农业技术,家庭农场广泛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可以更好地提高耕地产出率,使安徽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广西:培训1.5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广西今年计划免费培训1.5万名新型职业农民。这些被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职业农民",将在未来农业生产中扮演主角,因此对他们的要求很高。业内预期,他们将终身投资经营农业,发展家庭农场,推进农业机械化,使传统农业转变为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据悉,培训"职业农民"的工作在广西的35个县推进,对符合条件者颁发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建立初、中、高"三     

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经济学推演

作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之一,家庭农场得到了各方的重视。本文综述了学术界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在相关学者关于家庭农场规模讨论的基础上,用经济学推导的方式推演了家庭农场规模的确定,以及在制度限制条件下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探讨。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家庭农场商事主体资格的建构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民事人格不同，商事人格需要经过法律的拟制和确认才得以成立。然而，商事主体法律规则的缺失，造成了家庭农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混乱，财产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责任承担要素认定模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家庭农场商事法律主体地位的明确就成为应对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从目前陕西省家庭农场的规范文本和实践的角度审视，家庭农场商事主体需要从营业能力和注册登记两个层面进行制度构造。在不同形态的商事主体制度比较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能够满足家庭农场规模经营需求，有助于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促进家庭农场制度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个人财产利益，是理想的家庭农场商事主体制度选择。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21世纪初以来,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安徽郎溪等地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步伐,需要采取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培养合格的农场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     

农地流转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及约束研究——基于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的调查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背景,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正规信贷约束程度以及资金缺口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营主体由于在资源禀赋、经营能力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信贷需求、受到的信贷约束以及资金缺口也都不同。大部分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强烈,但由于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具有更广泛的可抵质押物和社会资本,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小于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三类主体,从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也相对较小。据此,从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约束的政策建议。     

中国资源环保监管责任问题探析

资源环境代价过高问题已经成为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偏离我们“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引起了国家、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但依笔者见,由于种种违法乱象的背后几乎都有政府的“身影”:或者存在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不善的问题,或者存在政府的“藏私”目的,故过度依赖司法化的途径难以彻底根除资源环保的乱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从源头上抓资源环保才是良策,即应从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执法抓起,促使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在资源环境领域能够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社会管理,真正成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      

新中国农业政策的嬗变与评述

新中国农业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三大时期和若干个阶段。即1949-1978年艰难曲折时期：主要实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主要特征、对农业“多取少予”的“扭曲性”政策，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经济与体制结构形成；1978-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使农民成为经营主体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并继续巩固与完善相应的农业政策；1997-2008年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主要推行“粮食保护价”制度，实行农村税费改革，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逐步取消农业税，提出以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等政策。综观建国以来农业政策目标与措施的嬗变，农业政策涵盖面比较广泛，所制定的政策方向日趋科学合理，增加农业产出和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是农业政策的两大主题，但对农业非经济品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非经济与经济品之间的联系缺乏必要的认识。     

美国农场政策性信贷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启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确立了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信贷是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家庭农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商业性信贷、合作性信贷和政府信贷相互配合的信贷体系,对家庭农场的信贷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2013年美国新农业法案颁布,对《农业和农村联合发展法案》中的家庭农场政府信贷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法案中的贷款分类制度、风险控制制度、新晋农场主和社会弱势农场主扶持制度等对我国家庭农场信贷法律制度的构建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浅谈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绩效的重要性,将企业的绩效管理理念引入公共部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目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非常迫切,构建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是解决我国政府绩效评估问题的最好选择。     

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比较研究

首先提出一个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整体框架,即从原则依据、实施主体、保障体系、监管制度四个层面构成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依照这个框架内容,在四个监管层面系统比较了发达国家与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方面的差异,总结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并提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安徽省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

基于安徽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概况分析,从微观角度利用家计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家庭负担率、现有土地面积正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而食品支出比重、非农因素负向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意愿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有所差异;皖南、江淮地区和皖北的农业经营主体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提高农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非农技能、政府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等建议。     

简论清朝末年的齐默特色木丕勒

齐默特色木丕勒是郭尔罗斯前旗历史上最后一任扎萨克。是中国近代东部蒙古王公的一个缩影。齐默特色木丕勒作为封建蒙古王公,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时期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名字已经与近代东部蒙古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守旧势力的一个代表,他深信,蒙古王公的特权是不可动摇的,即使清政府实施“新政”,实行“移民实边”,放垦蒙地之时,齐默特色木丕勒作为旗长、盟长,仍然很少顾及旗民的切身利益。为了保全自身利益,附和清王朝的要求,大肆放垦荒地,并镇压了抗垦的陶克陶胡起义。     

浅谈辛克莱《屠场》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作为"揭露黑幕运动"中的重要文学作品,厄普顿·辛克莱创作的长篇小说《屠场》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批判力度和影响力。小说的出版对美国食品生产加工领域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公众舆论的配合下,直接促成了两部重要的食品安全生产法规——《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和《肉类检查法》的出台,以及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立,对美国的食品药品产业产生了深远的良性影响。一个世纪之后,《屠场》里所反映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对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有重要的启示。     

“失独”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但也带来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独"问题。一胎政策、当今社会的高风险性、不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原因使得"失独"问题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的缓解,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也需要独生子女家庭改变家庭教养模式提高独生子女的抗压能力,另外还离不开"失独"老人之间的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