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组织化乡贤治理研究——基于H村的调查

当前作为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并行存在的民间治理机制乡贤治理,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治理,与村民自治也有很大区别.乡贤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其治理的合法性、公共性和参与性与现代治理机制不相符.对于其合法性,需要给予其治理主体资格确认;对于其公共性和参与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农村再生制度的经验来提出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农村治理的特征及对现代农村治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农村治理呈现官民共治的特征,自治权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特点对当下农村治理具有很大的启示。应该重构互惠互利型的干群关系,尊重农村的治理传统,充分利用农村的文化资源,以善治的理念创新农村治理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官治与自治之间——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理性审视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宗族可谓是几经兴衰。20世纪以来,宗族在历经了批判与打击、摧毁、消匿以及复兴几个阶段后,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一定的乡村整合功用。长久以来,作为一种乡村非正式权力形式,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弄清其复兴的来龙去脉,理性分析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将有助于实现宗族势力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尽量实现"软着陆",从而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前进脚步。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进展评析、目标定位与对策选择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特色,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制约,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但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但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离和美乡村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治理方式务实管用的要求仍有差距。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坚持乡村建设始终为农民而建,坚持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坚持务实管用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扎实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在县域城乡融合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及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初探

农村发展历来是影响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摸清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洞悉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还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将来我国乡村管理工作的去向应具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的朝向。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面向（笔谈）

以现代化为价值引领,努力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新时代乡村教育已成为全面助推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步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应以乡土性、全面性与共融性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秉持守望乡土文化、构筑生命共同体、形塑治理生态圈的实践逻辑。努力打造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发展快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应统筹规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布局,以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解决乡村学校在发展中陷入的“割裂、疏离和悬浮”困境。树立本土化培养的治理目标,增强实用性培养的治理内容和深化协同性培养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乡村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面向（笔谈）

以现代化为价值引领,努力办好优质均衡富有特色的新时代乡村教育已成为全面助推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步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应以乡土性、全面性与共融性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秉持守望乡土文化、构筑生命共同体、形塑治理生态圈的实践逻辑。努力打造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发展快的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是实现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实现,应统筹规划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布局,以培育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传承乡土文化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解决乡村学校在发展中陷入的“割裂、疏离和悬浮”困境。树立本土化培养的治理目标,增强实用性培养的治理内容和深化协同性培养的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乡村教师队伍治理现代化。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