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自由时间

人的自由发展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前提，而自由时间的获取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人工智能时代，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主要是源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人类劳动的解放：使劳动复归到“自由生命”；加快旧式分工的消灭，使人的劳动自主性与选择性增加；最大可能地增加了人类的自由支配时间，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基于人类劳动的解放，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也进一步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使人占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促使对机器机械的否定，给人以人文关怀；促使主体对自身的否定，促成终身学习；促进人类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促成人的自由发展。     

尊严、幸福与自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劳动观的价值旨归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劳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和发展,既凸显了生存之维的尊严价值指向,也阐扬了发展之维的幸福价值关怀,还阐明了解放之维的自由价值图景。在生存之维中,它内蕴了以体面为趋向、以人格为聚焦、以能力为核心的尊严趋旨;在发展之维中,它诠释了涵蕴情感之维、价值之维、实践之维的价值表达;在解放之维中,它不仅指涉了以自主性为特质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更显明了以超越性为宗旨的自由个性的生成。     

自由的主体之维

在主体的维度上 ,自由的形上意义具体表现为“我” (行为者 )的整体性或具体性 ,后者既在于人的个体之维与社会之维的互融 ,也展开为精神世界及其活动的多方面统一。基于主体存在的具体性 ,自由不再仅仅呈现为意志的品格 ,而是以作为整体的“我”为其动因。以主体为行为之因 ,自由与时间、行为的自由性质与因果性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论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由时间与休闲——劳动理论研究的另一维度

结合马克思理论中有关自由时间与休闲的论述,从新的维度对劳动理论作了探讨。认为作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创新点之一的自由时间,为休闲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休闲是个体性与社会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异化和休闲异化具有历史同一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价值取向,因此,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劳动幸福论

劳动之于幸福的重要价值在于劳动为人的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丰富幸福的精神感受、拓展幸福维度、确证幸福实现方式。不同社会形态下劳动与幸福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从相互分离、相互对立逐渐走向相互促进的过程。新时代劳动幸福的成立，在于新时代消除了人的依赖性，建立了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为劳动幸福奠定了社会条件；弱化了物的依赖性而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使劳动成果真正成为通向幸福的物质条件；倡导劳动精神和创造性劳动等理念，赋予劳动以崇高、神圣、奉献等精神价值，使自由自觉的劳动贡献成为社会认可的幸福要素；倡导“德智体美劳”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克服片面劳动的局限，使劳动幸福有了全面发展的支撑。     

美的创造与休闲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大都是在私有制社会异化劳动条件下通过相对自由的劳动创造的.理想的创造美的活动是能够实现自由生命的自由劳动.自由劳动需要在主体能够支配自身的自由时间中才能呈现.自由时间的运用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基础.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休闲时代”,在中国休闲时间也越来越多,全球性的休闲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健康的休闲活动是表现个性、得以享受到创造之愉快的活动,是使人性“走向自由”而“成为”人的途径,是美的创造的新空间.休闲时代必将迎来美的创造的新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迎来新一轮革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给人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的生存社会化,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有利于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有助于消除异化劳动,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将在人的劳动权利、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的伦理等方面构成新的挑战。面对新挑战,需从社会层面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失业问题、思维异化问题以及技术伦理问题,以使人工智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维度及其生存论意蕴

"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在三重维度上阐释了劳动概念:在哲学存在论的本质性维度上,他关注的是一般劳动,将其定性为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揭示了一般劳动之于人的存在论基础地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维度上,他聚焦于雇佣劳动,批判了雇佣劳动及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对人的宰制和异化,表达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在共产主义的超越性维度上,他着眼于自由劳动,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价值追求,即劳动解放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维度,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解放旨趣和对人的生存论关怀。     

论旅游对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

人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一样,人以自身的空间活动来维持生存;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的活动是自觉的和有目的的,即生产劳动。但生产劳动还不是人活动最后目的,在生产劳动谋生的基础上,自由的审美的活动才是人的终极活动目的,旅游活动就是这种以活动自身为目的、满足自由个性需要的审美活动,它对人的生存具有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身体观的继承性批判

马克思与黑格尔身体观内容及其联系的澄清,有助于重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价值。在自然观中,黑格尔以非还原主义理解身体与自然的生命始源性关系,这一理论视角为马克思继承,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过度抽象的思辨体系消弭身体有限性以及身体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就对象性内容而言,持和解态度的黑格尔以身体行动、劳动等范畴表述身体主体性与他者之维,马克思肯定劳动对身体主体性的积极意义,同时揭露异化劳动的社会关系本质是身体的自然力被抽象化为依附资本的劳动力。在自由维度上,黑格尔指明身体自由的精神哲学基础是占有及其承认,马克思通过批判身体不自由的社会现实,强调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建构新的占有方式是实现身体自由的历史性选择。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事关民族复兴、国家主权、文化建设的核心范畴。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内嵌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伴随着交互深度与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展，裹挟了众多具有新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清晰明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在机理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内容生成的首要功能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层进行渗透；依靠交互对话的产品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产生影响；利用多维应用的功能属性对社会生活实践领域展开强势介入，促使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风云诡谲，变化万千。理性审视和精准识别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从意识形态引领角度出发，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深蕴的资本逻辑解构社会成员已形成的认知和价值，借由"技术-资本"双重优势导致意识形态面临引领乏力风险；从意识形态话语维度审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机协同"话语生产新模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深度，多元的生成式话语输送淡化话语权威，导致意识形态话语减蚀风险；从意识形态管理层面反思，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传播新范式消解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及其对人的强化宰制，导致意识形态管理弱化风险。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掌握先进技术基础上诱发了一系列辐射广泛、渗透全面、不易掌控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回避的新课题。首先，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防范工作，推进打造人机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其次，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途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基础上破解西方话语的现代困境；最后，积极倡导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格局，促使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现代文明面前彰显光明的未来前景。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出口产业升级

作为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否有效促进出口产业升级，成为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和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议题。作者基于2007—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中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旨在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能否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有效推动出口产业升级，同时考虑技术水平、地理分布、“市—片区”布点、设立批次等城市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效推动了中国出口产业升级，在开展严格的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出口产业升级；从城市异质性看，对于拥有高技术水平、地处东部地区以及“一市多片区”以及“长周期”的城市，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层次上，已有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均停留在省级层面，忽略了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异质性，而文章作者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更为深入地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重建劳动与自由——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意识形态的批判

高兹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合理化为仅仅是使用价值的制作,而非工人的自主活动.经济理性的逻辑是当代资本主义戕害自由时间和个人自主性活动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必然是基于劳动解放和时间解放的真正自由.如何把握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时间的总体性关系?从这个切入点上高兹建立起了他的“重建真正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劳动幸福观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劳动与幸福关系这一问题的独特认识和思考。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人类真正的幸福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导致了劳动异化,是劳动者产生不幸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解放劳动,才能真正复归劳动幸福。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为我国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幸福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当充分结合本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加强人们劳动意识的培育和劳动实践教育,倡导全民共同参与劳动,尊重劳动,以此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新起程——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考察

综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界定为不成熟的作品,从而忽视了其在马克思自由思想演进历程中的里程碑式意义。在其理解的自由实现了从抽象自由到实质自由,即从政治解放到人的普遍解放的转变后,马克思在该文本中正式开始了对人的现实解放道路的求索,这无疑意味着其自由思想的新起程。一方面,马克思找...     

中心与边缘：少数民族城乡流动中的社会性别因素

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群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纵然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所承认，成为发展的生力军，处于“城市的中 心”，但是他们却由于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在传统观念、利益分配、性别分工和劳动需求的性别区分等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及不 公正的对待和束缚，而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试图寻找在少数民族城乡流动抉择中的内在规律与动力 机制，借此还原这些在城市中心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背后的社会性别因素，为建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 会格局提供借鉴和反思。     

论职业自由入宪

职业自由虽未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但却是劳动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职业自由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非真正未列举权"。从比较视野观察,职业自由为多数国家宪法所明确规定并载入多部国际人权文献。鉴于我国缺乏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为充分保护公民职业自由,宜将职业自由在劳动权条款中予以明确。     

股权众筹中股权认购行为的限制研究

股权众筹的股权认购行为在理论上对传统商行为表述进行了批判与补强.霍菲尔德从权利创设角度进行阐述,私产自由系其作出使用的决定,而不必考虑社会上其他利益的影响.然而股权众筹的投资不是没有自由,反而是投资过于自由.关于对政府治理市场的行为考量,在21世纪初呈现出反芝加哥学派思潮.对股权众筹中股权认购行为的限制,有单一制与混合制的立法例,中国最终要构建股权众筹中的行为规范,需要汲取域外做法和传统金融监管中的有益经验,未来的方向应采用混合制、担保制、持仓限制的综合治理模式.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