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出版道德的先进性与出版双效益

将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作为出版道德的参照系 ,讨论了出版道德的内涵及先进性。对出版道德与出版效益关系的研究还表明 ,出版道德既与社会体制道德性保持一致又兼具文化德性、教育德性和市场德性 ,同时出版道德在出版实践中又有其道德子系统的自身完整性 ,也即独特的“善”的法则和内容。出版道德对出版效益的影响方面 ,既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复杂的出版关系中转化为一种互动的信用并构成产生效益的必要资本因素 ,同时出版又以其产品的“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在传播道德 ,使得出版成为道德的出版。出版道德与道德的出版成一种因果互动关系体现在出版实践中     

近代国人道德贫弱原因之分析

对于礼仪之邦来说,“道德”本不陌生,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先圣昔贤的解悟践履,它融入到了中国人关于人生的理解之中,也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都赋予了道德色彩,在“君子”圣贤理想目标的引导下,普通的中国人也在过着一种道德的生活。但近代以来,在社会的巨变和救亡过程中,“民德”却暴露出重要的问题。现基于对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观察,从传统政治、治统和儒家的学统三个方面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借以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建设。     

作为一种俄国现象的社会假斯文(下)

在这种情况下,“新阶级”不可能不形成特殊性质的道德,以社会假斯文为公分母的道德。 问题不在于“新阶级”出身的个别企业家、官吏或文化活动家品行端正的程度如何,再说它也不代表特殊的社会利益,而在于——开始整个“新阶级”就对社会处于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对经济的关系是虚伪的。俄国社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种印象:“新阶级”代表人物唯一关心的是证明蒲鲁东     

论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现象

中国中产阶层的“冷漠”已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其存在是我们民族（社会）凝聚力的一种缺损，是国民精神支柱的一种剥离。“冷漠”现象的形成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心理变化、人的精神追求等许多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消除中产阶层的“冷漠”应从如何理顺社会关系的失调入手。具体措施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道德法律化促进道德发展等。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党政干部的政治伦理规范

各级各类党政干部从事的是一种有很强政治性的特殊职业。这种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们既要模范地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又要遵守从政道德即“官德”。党政干部的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部队伍的道德状况是一面镜子，群众往往通过这面镜子审视党的性质，审视社会制度的优劣，审视政府的好坏和干部的好坏。干部队伍道德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能否很好地维护党和政府的道德信誉，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还是反腐倡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先秦儒家学说中“抗拒证伪”因子对信仰危机的化解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实践与教化实践都遭遇了挫折,但仍能保持"显学"的地位,并未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其以宣讲成圣成贤世俗福音的方式,与民众"战乱中寻求庇护的心理"相契合,以历史的讲述作为工具消除了民众对儒家学说可能产生疑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着"抗拒证伪"的作用。最后,在与历史类比思维相合的同时,强化了抗拒证伪的效果,从而消除了其可能遇到的信仰危机。然而,对信仰危机的消除也阻碍了儒者对其学说自身的反思与改进。这是儒家学说在先秦始终未能在政治上有进一步建树的原因之一。     

历史发展对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奈良至明治时代历史脉络为主线

日本国民性是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形成的独有的性格特点,在整个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世界 来说,则更具有日本的代表性。日本国民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的历史对于其国民性的影响也 很大。通过探究日本自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出日本独特的发展历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日 本社会文化有更新的理解。     

熊神崇拜与先民信仰——由叶舒宪的《熊图腾》说起

叶舒宪教授的《熊图腾》一书，重构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的传统，在人类文化的广阔背景上探讨了熊图腾文化的普遍性.说明了人类文明对于农业社会之前的狩猎生活及信仰的遗忘。启示我们要跳出汉文本的主流定势和制约，从文学、历史和神话的多重角度反思农耕与文明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信仰困境与境界超越——对20所高校辅导员的实证研究

采用自编马克思主义信仰问卷对全国20所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辅导员总体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部分辅导员对共产主义趋势的认同度低,对收入差异缩小的信心不足,对党内理想信念坚定性的忧虑明显,这些思想倾向深刻影响到辅导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而辅导员马克思主义信仰困惑又带来他们对大学生信仰影响力下降的困境.因此,必须以增强科学认识、理性认可、内隐认同等“三认”为出发点,形成辅导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认知;以坚定信念力、信心数、信任度等“三信”为切入点,建立辅导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力机制;以提升自尊感、效能感、敬畏感等“三感”为突破点,建立辅导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调节机制;以落实生活化、时代化、科学化等“三化”为着力点,建立辅导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机制,构建四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养与养成体系,才能实现辅导员信仰的境界超越.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要求，蕴含着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社会资源共建共享为方法路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条件保证的丰富内涵。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对于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中国健康工作体系特别是指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展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     

论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保护红色资源、纪念英雄人物、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率先垂范,为全党全社会做出了表率。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内涵丰富,从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四重维度彰显了他保护红色资源的浓浓之情、立法佑护英烈的绵绵之心、弘扬革命传统的拳拳之行和传承红色基因的殷殷之意。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红色资源、弘扬红色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灯塔和前进航标。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

能否树立科学的信仰对于大学生的人生发展非常重要,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则是现实的、科学的、崇高的、健全的信仰。通过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使大学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把个人的社会实践与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实践结合起来,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元杂剧中英魂托梦复仇的文化意蕴

元杂剧中的英雄托梦复仇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英雄强烈的功业心造成了其死后鬼魂不同于小人物鬼魂 的生命意识;元代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造就了英魂强烈的复仇意识,剧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观众的审美趣味也对其有深刻的影 响,而鬼魂托梦意识的形成追根朔源来自于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鬼魂信仰文化。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劳动幸福观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劳动与幸福关系这一问题的独特认识和思考。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人类真正的幸福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导致了劳动异化,是劳动者产生不幸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解放劳动,才能真正复归劳动幸福。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为我国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幸福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当充分结合本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加强人们劳动意识的培育和劳动实践教育,倡导全民共同参与劳动,尊重劳动,以此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与习近平“新时代”的逻辑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和前夜。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前溯百年的历史状态,是黑暗的前夜;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状态,与今日的“新时代”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近平“新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逻辑,推动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演化的是中国人民持续百年的不屈抗争、流血革命、艰苦创业、不懈奋斗。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习近平“新时代”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屈辱、奋斗、站立、富裕到强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历史画卷还要继续向前展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将为世界作出更大、更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