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寔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张衡《思玄赋》对《离骚》的模拟及二者精神主旨之异同——兼谈汉代抒情言志赋的意义

张衡的赋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拓意义,而其《思玄赋》则是汉代抒情言志赋中对屈原的《离骚》在文句、描写和结构上进行了最完整最有意识的模拟。但因时代背景与创作个体的不同,与屈原《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的精神之旅相比,《思玄赋》中张衡的“道德之旅”是借游历的形式,通过对自己道德前途的叩问来表达他的坚持。因此《思玄赋》可视为屈骚精神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的影响与流变的读本之一,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抒情言志赋的价值与意义。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汉代“设论体”赋的源头及思想变化趋势

两汉间出现的“设论体”赋,别具一格,它直接根源于宋玉的《对楚王问》及《楚辞·渔父》等文,其远祖又可追溯到《战国策》中的策士辩难。汉代的“设论体”赋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出处态度。由于儒家思想渐次深入的影响,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蔡邕的《释诲》,士人们面对怀才不遇、沉居下僚的现实,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修身俟命”观念越来越浓重;二是社会批判精神逐渐衰弱;三是俳谐之风渐退。     

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

赋训聚敛，旨在天下古今无数单个之物的类聚，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赋是主物的文学，无论大赋、骚体及六朝抒情小赋乃至唐代律赋，都以叙物为主；无论畋猎、都城、鸟兽、音乐、宫观之赋，都有众多飞走名物的铺陈。赋体叙物，是在以字称名，反映人们对于物类的认识、观念和态度；或取于想象虚构，适资凭虚夸饰。汉大赋直承宋玉《高唐赋》等弃情叙物，大题巨制，多致名物，然以讽喻缩减篇幅，或大题短制，不克铺陈。《骚》及屈宋楚辞托物抒情，不同《诗》篇比兴，而是托物连类，义取象征，渐成环境烘托。汉代骚体赋承之，转为就事议论，名物为寡，汉末复归情物。赋中飞走甚众，多在畋猎及猎后游乐与自然环境的铺陈，或以自然生存，非徒猎获而已，不仅畋猎，在都城、音乐、宫观、鸟兽之赋中都有普遍的表现。畋猎乃是汉魏晋赋普遍的题材，飞走物类也有普遍的呈现。然《文选》畋猎赋中扬雄《羽猎》《长杨》，反于畋猎为略，名物为寡，而《上林》多陈苑囿，显示《文选》赋分类与题材分布的相悖。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

在对汉赋的研究中 ,骋辞大赋和抒情言志的小赋受到高度重视 ,而咏物赋则几乎面临被“默杀”的境地 ,少有研究者问津 ,这与咏物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相称的。细读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 ,汉代咏物赋有四种咏物模式。这四种模式在反映汉人审美意识、承传艺术特征、开拓艺术手法方面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中物以明德和物以彰德是两种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物以比德和物以入景两种模式 ,前者在中国文学比德说的系列中应是一个重要环节 ;后者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场景描写 ,而且通过弱化咏物、强化情的因素催发了抒情小赋 ,这种模式变迁的意义提醒我们重视对咏物赋的研究     

苏洵与"纵横"

苏洵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颇为特殊 ,不但功名最薄 ,官阶最低 ,传世文章最少 ,而且杂糅纵横之学 ,取法纵横之术 ,挥洒纵横之文 ,带有鲜明的“纵横”烙印。苏洵文章之所以独树一帜 ,就因为特色鲜明 ,自成一格 ,而最突出的特色便是具有纵横之风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吕氏春秋》的君王论思想

《吕氏春秋》在关于君王的产生、君王的作用以及君王的为君之道等问题上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言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思考。《吕氏春秋》的这种君王统治思想在秦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却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统治者,并且在《淮南子》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达瓦孜”新探

中国杂技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西域的绳伎已在皇宫中演出,隋唐以后高空走绳日趋成熟,宋代、辽金时代仍有发展。绳伎在清代由前代太常寺管理改为武备院管理,并由丝绳改为铜绳或麻绳。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吸融了中原绳伎的精华,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华民族艺园中的奇葩。     

从“韩如潮”看韩愈散文的审美特质

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以其卓尔不凡的散文创作身体力行,使其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韩如潮”,即浩荡的气势美。其气势美主要源自内容上理直情切、结构上纵横捭阖以及表现手法上奇偶交错和铺陈排比等。这种审美追求是其古文理论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丧葬风水信仰

源于战国时期的"葬先荫后"风水观念,在汉代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成为人们解释命运吉凶的一种社会心理模式。镇墓文和买地券所投射出"鬼福及人"观念,也进一步证实风水信仰已经成为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太平经.葬宅诀》所提出的"魂神还养"理论,则标志着风水理论体系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而将丧葬风水理论的形成时间由魏晋南北朝上溯到了两汉时期。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