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的语言功能、文化介入与不可译性

翻译界素有不可译性问题分为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之争论。其实,这种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主要由文化差异引起,并与语言的文化功能、美学功能密切相关,即语言的文化功能造成了语言之间的相对不可译性,而语言的美学功能则从根本上导致了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性。     

汉诗英译中的人称可译性

汉语诗歌中人称代词的可译性是可译性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译论者认为汉诗英译时增补人称代词会导致人称判断问题 ,从而破坏源语诗歌“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 ,从人称代词所指、作者意图、含义判断等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 ,汉语诗歌人称代词的隐藏并不构成翻译上的“人称判断”难题 ,也不一定是“天人合一”体现。汉诗英译过程中人称代词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解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从解构主义对文本终极意义否定的角度,针对文本是否存在＂终极意义＂,借鉴当代文化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和解释学的一些理论,结合翻译研究中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研究结果,探讨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提出了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翻译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体,是语言之间共性和个性的体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使得同一原作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本,从而给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看待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新的视角。     

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对等语”的存在与否。这个对等语从理论翻译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而从具体翻译实践角度就分三个层次 :即认知表达层次是可译的 ;文化层次是部分可译的 ;艺术层次为不可译。之所以这样分层是基于翻译中对等语所要达到在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心目中产生同样的审美意境的交际效果的理论原则     

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

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创造性叛逆与有意误译,创造性叛逆与增译,创造性叛逆与省译(节译),创造性叛逆与个性化翻译,创造性叛逆与编译、转译和改编以及创造性叛逆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浅析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不可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而文化的不可译性则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文化上的不可译性可以转化为可译性。从表象上看,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语言的不可译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转换性。其实语言的不可译性比文化的不可译性能引发更为复杂的状况。     

从“现实-认知-语言”模式看翻译中的可译性与可译度

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直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争论的话题。本文运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结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模式及其所内含的滤减现象，重新分析和论述了可译性和可译度问题。笔者认为：可译性是绝对存在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可以互译，只是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可译度，受语言、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信息和意义在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对等移译。     

论语言模糊性特征与等效翻译

译界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话题争辩已久.常态思维认为语言的“模糊性”是造成不可翻译或语言间“不可通约性”的直接原因;“模糊性”还会限制两种文化间的顺利交际,从而导致误译或歧义.然而,通过对“功能对等”、“可译性限度”、“语言模糊性思维”、“文化的兼容性”、“文化共相”以及“语言共相”的研究发现:语言的模糊性特征正好是实现“等效”或“可译性”的关键条件     

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兼评卡特福特的可译性理论

文章主要讨论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问题,并对卡特福特关于文化不可译性最终将由语言不可译性来解释的倾向提出了异议。通过定量分析英语谜语汉译后的可猜测程度,提出了区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必要性,以及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从归化到异化——《天路历程》汉译本比较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论可谓贯穿中外翻译史的始终,其优劣和取舍众说纷纭.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西方一向被公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很早便受到传教士的关注、并被译介到中国,是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其汉译本已达三十多种,并不断有新译本面世.本文从《天路历程》宾威廉和王汉川汉译本比较入手,分析从归化到异化的翻译策略发展态势,同时探讨其间的中西语言文化异同.     

综论英汉习语的相通与相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都鲜明的反映着与其相应的文化。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体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从文化理念论述英汉两种习语,探索其范围与特征,渊源与构成及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引发出英汉习语的相同与相悖。有助于对习语的精确理解和把握。     

杭州湾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环境

杭州湾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显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两支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相一致,发生阶段性变化基本与降温事件吻合;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相似——趋异——渗透——趋同”过程,它与中全新世海平面变化引起的杭州海湾——钱塘江河口湾——杭州至湖州古河口湾的形成演变、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和两岸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等有关。     

中国菜名的特点与文化可译性实践

中国菜名的翻译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文章从菜名的文本结构和设计特点出发,考察中国菜名所蕴涵的特征。从而,通过汉英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即文化共通、文化错位和文化空缺三个表征,探讨中国菜名的可译性与翻译方法的选择。     

论归化和异化在文化交融中的作用

当今世界文化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文化交流形式之一的翻译实际是一种文化交融。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在文化交融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灵活得当地运用,就能消除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     

生态自然人文景观话语与语类翻译

现代生态学这门学科研究人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和自然两者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研究生态学已成为当下的热点,外语界学者们众多的生态学术论文和专著不断诞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生态语言学、翻译生态学、生态翻译学等等。但到目前为止,还少有人涉及自然人文景观话语与语类翻译的问题。文章运用语类理论着重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类的同质性与自然人文景观话语翻译问题；二是语类的特点与自然人文景观话语文化翻译问题,以期说明复合型语篇中不同的子类篇应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同时说明自然人文景观文化翻译的策略和技巧。      

文化趋同与可译性限度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 ,趋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差异是英汉翻译中的主要障碍 ,由于对原语文化的不了解而造成的翻译失误随处可见。文化趋同增加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核成分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汉两种语言中民族物质化符号、民族意识化符号、民族地域化符号和民族社会化符号的可译度。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能动性

文学作品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写照和缩影,因此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文化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并非进行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要在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间进行转换。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坚实的双语能力,要有敏感的文化意识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不同的文化取向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从而成功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与意义。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透析文化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渗透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二者关系密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 也涉及文化问题,现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而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超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