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巫术与武当道教文化

巫术是道教的思想源头之一.道教的完整体系几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民间巫术的方方面面.荆楚文化是有着巫术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楚人好鬼,楚国国力的衰落,某些统治者成了亡国之君,也与"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有关;楚人风行巫祭活动,祭祀的名目繁多,祭祀的对象广泛;楚国巫术祭祀之风成就了楚国的巫学传统,<九歌>被视为楚巫之歌,楚人"信巫不信医"在并世各族中尤为突出,巫舞禹步也被楚人用于治病.从"武当"之名、武当道教的斋醮科仪、朝山进香、武当道乐等方面看,荆楚巫术文化是武当道教的一大源头,也是道教的主要源头之一.     

医巫同源研究

"医巫同源"是祖国中医发展程途中的重大文化现象。其涉及我国古代哲学、宗教、民俗、医学、心理、政治以及天文历法等诸多层面,惜乎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巫、医不分是战国以前确乎存在的客观现象。战国时中原虽说巫、医有分立现象,但巫、医通兼现象仍然实存;楚地南国巫、医从来未曾分离;战国以还,扁鹊、张仲景及《内经》作者,虽然倡言不可纯信巫术疗疾,但亦从未全然否认其实效。整个古代,巫觋或巫术在医学领域的地位、作用始终未失。     

医巫同源与分离

“医巫同源”现象不仅出现在原始社会时期,而且还存在于文明较为发达的奴隶社会．从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人已经具备了疾病起因的三种观念：一、天帝降疾;二、鬼神作祟;三、蛇虫致疾．在殷人疾病观念形成过程中,巫人（贞人）的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灭殷商后,巫的地位下降,医工分离逐渐取代了医巫同源．扁鹊提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观点,继承了殷人疾病现的理性因素,同时也是周文化取代殷人“重工文化”的结果．     

信仰之维——对民间美术中"巫"的相关概念及意义梳理

由于种种社会和历史原因,人们对"巫"、"巫术"及相关概念避讳尤深.但不可否认,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巫"对中国民间美术造型的意义核心起着潜移默化的决定性作用."巫"对民间美术的介入,使民间美术具有了区别于非民间美术的社会性特点;"巫"对民间美术的介入,也直接生成了其独特的造型体系.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宋代"积贫积弱"的价值判断最近受到了质疑,研究发现宋代非但不贫,相反其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宋代的所谓"弱"并非由"贫"所致,实质上是其内控型的国家战略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降低,这种国家战略的形成根基于宋代建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宋代政府管理的特点也不是"扬文抑武",而是"抑文抑武",这也是由国家战略所决定的.     

宋代契约中介"牙人"法律制度

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契约关系的发展.在契约关系的订立和履行中,宋代"牙人"参与契约关系的范围很广,人数很多.宋代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规范牙人的活动,规范市场.因此,宋代中介牙人制度的完备成为宋代契约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和借鉴.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小究失"信"

忠实,即"信",一直被视为译事圭臬.然而,尤其在文学翻译中,失"信"现象仍然数见不鲜.从勒菲弗尔的"三因素"理论出发,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失"信"与译语语境中的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失"信"现象存在的必然性.     

浅谈宋代词人"惧怕登楼"的心理倾向

中国文人自古喜爱登高作赋,然宋代词人却普遍具有"惧怕登楼"的心理倾向:词人在词中或者用"怕"、"莫"、"休"、"怯"等字眼进行直接表达,或者以"危楼"意象委婉流露.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登楼易生愁"的客观情状以及宋人自身忧郁的个性特征所致.     

宋代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学术界对宋代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法制建设的显著成就论述较多,但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相关法规探讨较少。针对发生在医官、军医、民间医者和药材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宋朝政府制订、颁布了许多法规,并设定了相关制度,以惩治上述不法行为。这些法规和制度,具有极高的针对性和侧重点:对医官和进口香药监管得比较严密,对民间医者和药材监管得相对宽松。上述措施确实在当时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相关法律与制度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与震慑作用。但是,宋代的巫医仍然活跃且多见,假冒伪劣药材依然泛滥。以史为鉴,宋代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宋金"海上联盟"期间的领土交涉--以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的记载为中心

<燕云奉使录>是赵良嗣出使金朝与金人洽谈联合灭辽及收复燕京等地的出使记录,书中保存了宋金"海上联盟"期间关于领土交涉的第一手资料,所记基本符合当时宋金交涉的历史实际,是我们研究宋金"海上联盟"期间宋辽金关系以及领土交涉等问题的重要资料,是其他各书所无法取代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高丽国对南宋牒》研究

《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是高丽发送给南宋庆元府的外交文书,主要记载了被蒙古掳获的南宋升甫等三人逃往高丽以及归还本国的情况。“牒”既是外交文书,也可作为宋与高丽国内的官府文书使用。“牒”是当时东亚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但流传甚少。这件文书虽是二手资料,但其文书构造形式非常完备,因此是研究当时文书制度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这一文书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东亚各国所使用的牒的文书形式,还可以考察宋与高丽间投归人和飘海人的接纳、遣返以及海商等诸问题。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试论宋人书法理论中的“尚意”思想

宋代书法家不仅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多建树,苏轼重自然,黄庭坚重韵味,米芾强调率意等等。但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发现宋代书法理论有一个总的精神,那就是"尚意",这既是宋书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宋代书法理论的精髓。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