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应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 ,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之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迥异的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具体形态 ,这是由汉文字写意表形的特点所决定的。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中西文化─—认识论的互补与融合

以中西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特征而言，西方文化和认识论属于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国文化和认识论则属于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不同，和中西方人与世界的不同关系紧密相关且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中西方人们对待世界的不同文化——认知态度。这种不同态度表现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即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认识活动背景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同的。在西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二分和对立，因而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之争主要有三种形态 :“体系论”内部之争、“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关系之争。当代性之争的焦点可归结为 :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当代性 ,还是“超越近代西方哲学” ,在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及其当代意义 ?“比较对话”式地研究马克思的当代性这一思路容易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语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讨论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既需要做正本清源的前提工作 ,也需要搞清楚是“哪个”马克思 ,是“谁的”当代性。马克思的当代性意义不是“现成的”与“抽象的”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写作话语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中国写作问题的语境出发 ,分析当代中国写作基本特点和发展形态。主要讨论了白色写作与零度写作观 ,文本间性的写作观 ,消费时代的身体写作 ,最后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认为当代中国写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为谁写、怎样写、写什么 ,应该在“发现东方”的文化策略中坚持“中国写作立场”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当代写作话语成为可以同西方中心主义写作话语对话和互动的东方话语代表。     

后现代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发展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化精神的集中概括 ,它具体体现为当代西方文化的非中心性、平面性、商品性、复制性、大众性等特征。立足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这种价值判断 ,后现代理论家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消极性的文化 ,是体现后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文化形式。这种观点影响了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本文批判了认为中国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中国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两种错误的观点 ,并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多重关系中理解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

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战略命题,其相关思考离不开对中华传统艺术关系性存在的深刻体认。中华传统艺术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与“古”“今”艺术属同一文化家族,传承之思不可忽略其文化基因与艺术家族源流。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既因其内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接受者等自成体系而强调传承内容的多元性,又因其依赖于政治、经济等共时的文化生态而呼吁传承语境的共生性。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是中华传统艺术传承问题凸显的重要缘起和背景,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战略性思考,更强调世界艺术的多样性与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性。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传承的实施不仅需要建构共生机制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还需要处理好与理论、制度、组织和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达至深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关于当前文化批评中"中华性"问题的思考

中华性命题是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典型,中国后殖民批评把西方的后殖民理论解读为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视域的局限性.中华性的意义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给予中华文化的发展以自觉意识,其局限表现在:忽视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延续了华夏中心情结,对中国现代性与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等.     

中西文化典故中女性形象之对比研究

从中西方文化典故女性形象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对女性的规范要求和宽容度是不一样的,西方文化对女性宽容随性,而中国文化则是苛严蔑视。西方文化的随性使得他们对女性没有具体的行为要求,这体现了西方文化个人本位的意识;而在传统文化中,中国女性是丧失了自我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群体本位价值取向的表现。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大学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症”及其对策研究

通过对江南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对中国本土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发现,当前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本土文化缺失问题,并由此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中频显“中国文化失语症”。建议提倡“生产性多元文化主义”,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多面性”和“文化创造力”以及本土文化信息源多样化等措施,以强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英语学习的“文化局限”之我见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中国学生面临难以克服的“文化局限”。西方语言学家早就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区分了开来,认为只有在母语文化环境中才能“习得”语言。中国学生在汉语语境之中,只能“学习”英语,即便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往往也难以理解英语背后的文化动因以及英语词汇、句子所表达的“情感内涵”,而导致大量“中国式英语”的出现。这种“文化局限”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以此为前提制定更加切实的教学目标,采取最为合适的教学方法。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互动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启示简

中国油画由于早期异质文化源流的历史背景,在内在文化属性的认同方面经历了最初的“西洋画”到“民族化”再到“中国油画”的历史流程。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对具体的艺术创作有着莫大的影响。以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之间的互动情态为参照,可以为当代中国油画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提供启示。     

论数字意象“五”文化缺省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

对于一般的西方文化读者来说，数字“五”的文化意象没有任何联想意义，理解时势必造成文化缺省，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数字意泉“五”的重构就成为译者必须慎之又慎的任务。本文探讨了“五”宇所蕴含的传统汉文化，及其译成英文的方法．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

针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及中国外语学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从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入手,探讨“中国英语”和文化软实力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英语教学改革。     

问题与出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20年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的历史。这期间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有效积累,也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向度。在研究内容上,对核心概念、基础理论进行了阐发;对当代审美文化文本、现象进行了历史梳理与多元阐释;对当代审美文化热点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文化批判”、“语境化的权力批判”、“价值中立”和“形式分析”等概念,表现出鲜明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耽于理论阐述、弱于现象深描,用道德愤慨压制学理分析,误置批判对象、有意避重就轻,以及非此即彼、非假即真的斗争思维等问题。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亟需在视野上从文化学拓宽到社会学,在方法上实现“价值中立”与“权力批判”的结合,而对自我学术立场的提前清理也是保证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合理有效的关键。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重要论断的当代思考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的重要论断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笔理论财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逻辑又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从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不言《新学伪经考》”与“民族是历史之主脑”——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现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现，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现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现，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家为突出特征的史现，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