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南社”研究

本文是在检索、编制《“南学”论文索引》的基础上 ,对 1994年以来的“南社”研究概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并指出“南社”研究应当与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当代电脑技术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     

南社——新文化的前驱

本文论述分析了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发展沿革、成员组成及南社研究的历史变迁,指出虽然作风传统的南社受到过新文化界的批评,但南社事实上是新文化的前驱,他们努力的成果成了新文化的基础,他们遭遇的困境作了新文化的前鉴——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南社的文化保守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历程中对本民族内在“自我”的顽强守护,承担了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并非可以一笔抹杀。     

百年有成：论南社研究的传承与新变

本文对百年南社与南社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提出要开掘南社的整体价值,并对南社研究的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     

谁是南社第一人?——论陈去病与南社的创立和发展

在南社酝酿和初创过程中,虽然高旭、柳亚子都有积极活动,但陈去病是首倡南社第一人,并且实际上被视为社长。陈去病还在南社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协助组织越社,参加长沙、北京的南社雅集活动。南社成立后屡生风波,陈去病劝导南社成员相互宽容、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因此,他在南社中的崇高地位和声望始终受到南社成员的尊重。     

文学政治化的悲剧——以南社为例的反思

南社是一个有浓厚政治气息的文学社团,借助于革命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南社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同时南社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性也越来越明显,“革命”成了南社文学的标签,其实就旧文学而言,南社的创作自有其多种面貌,“革命”并非南社文学的全部;就新文学而言,南社既有与之论争的反面刺激,也有创作和理论上的正面推动。但是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这一切都被淡忘,南社的悲剧,就是文学依附政治的悲剧。     

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与曾景忠先生商榷

柳亚子为南社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更投入了满腔热情,因而他从南社的外缘走向了领导核心,最终掌控了南社。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柳亚子是南社柱石,南社盟主。     

汪精卫与曼昭及《南社诗话》考辨

"曼昭即汪精卫"说虽然不断有人提出,但实际上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新近发现的所谓《南社诗话》"手稿"也疑点重重不足为凭。笔者结合《南社诗话》内容及一些新材料,认为曼昭即李曼昭,并非汪精卫;《南社诗话》非一个人所作,而是多人所作编纂而成;可能的作者则有汪氏亲友、汪系文人以及同盟会或南社旧人。     

南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对南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进行了综述：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格局,把南社放在整个民主革命发展和文化转型进程中来考察,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野中进行审视,发掘了许多重要的史实,提出了新的观点,对南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地位也提出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南社众多成员的文学成就和文化贡献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对南社的价值作了概括,指出文学要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作为支柱,文学要表现时代应该与时俱进,文学的发展必须坚守民族文化的命脉。研讨会认为,近年关于南社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取得了新的进展,对南社作家别集的整理、出版取得了一定成绩。另外,还总结并反思了南社研究的学术历程,探讨、展望了南社研究的发展前景。同时指出当前南社研究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研究的广度虽然拓展了,但研究的深度不够;在史实开掘方面多有进展,而理论剖析、升华却不足。     

南社“雅集”解读：以第十次为例

“雅集”是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本文运用历时比较和安全分析的方法,指出南社人的雅集的召集、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文学创作诸方面,既承袭了传统文人的形式,又注入了时代的新质。     

孙中山与南社人物

从孙中山与南社人物的交往,浅述南社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南社人物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说明孙中山善于利用先进的革命文化及文人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伟大气慨。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通长牌的艺术文化特征

南通长牌是南通地区特有的一种牌类游戏,它形成于元末明初,具有独特的地方艺术特征和地方文化特征,地方艺术特征表现为创作的随意性和造型的平面性、几何性,地方文化特征表现为民俗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以及民众群体心理的认同。     

南汉史料史籍述评

南汉史的文献资料比较零散 ,大体上以正史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主 ,杂史、笔记及其他文献和碑刻中也有若干资料。清代学者搜罗南汉资料不遗余力 ,编纂几部南汉专史。这些著作提供了整理资料的线索 ,对研究南汉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唐初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西南的经营，与南诏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进入武则天时期，吐蕃对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为了抵抗吐蕃的侵扰，唐朝不得不联合南诏的势力，因而采取支持南诏统一的战略方针。当南诏强大以后，围绕着争夺爨部的问题，唐与南诏引发了冲突，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最终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稳定。     

商业休闲创意文化品牌探析——南新仓特色商业品牌建设

北京南新仓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借助北京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特色商业街的大好形势,充分挖掘南新仓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开发建设了南新仓文化休闲街,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同时,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南新仓休闲创意文化品牌焕发出时代的魅力与光彩。     

论《天问》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是秦汉文化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杂家”的代表作,其受《楚辞》影响的一面以往没有受到重视。文章简要分析了《淮南子》与《天问》在创作动机、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一致性,以见《楚辞》、尤其是《天问》对刘安的影响,反映了《淮南子》对先秦文化吸收的广度。     

从吕柟思想看关学对河东之学的发展

薛瑄的河东之学传承至吕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对形上问题的兴趣减弱,理气关系由"理气无先后"转变为"理气一体"。二是关注的重心转入到日常事为上,工夫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证形上本体。三是强调经学,主张明经修行,认为经要以实用、义理为主。吕柟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构成了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史记》未著录《淮南子》原因及作者问题考论

<淮南子>撰成于汉文帝末期,刘安综括其要题名<鸿烈>,因武帝严加禁锢,太史令司马迁也未能一睹该书之宏观.东汉刘向校订石室书籍时,取名<淮南>,东汉人题名<淮南子>、<刘安子>,唐宋之际又名<淮南鸿烈>.相关文献证明,<鸿烈>的作者自东汉以来,普遍认为除刘安外,另有道家苏飞等八公及儒家大、小山等人,及赵贤、朱骄如两位兵家和九位精通<易>学的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