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条件下有限政府的构建——兼论洛克有限政府思想的现实意义

本届中央政府执政后充分认识到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这是我国宪政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洛克《政府论》(下篇)论述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和社会契约的缔结,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不是绝对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其有限政府思想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推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实现四个根本的范式转换:从人治走向法治,将法治提升为治国方略,坚持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从扬善为主走向制恶扬善并重,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建构有限政府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建立有效政府的共同要求.     

公司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对抗协调——以“太子奶”事件为视角

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带有浓厚"中国模式"的烙印,政府力量的强大让我国一次次平稳渡过危机,但彰显的同时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也让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满着对抗与协调。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自由和法治,也就选择了法治状态下的政府行为方式,法治国家中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不可能游离于法律之外,经济法在衡平市场与政府关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的价值功能应当更加明晰。     

以社会制约权力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特点，政府的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对于公民的权利构成重大的影响，政府权力失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本文从政府的目的、权力的来源等方面论述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守法对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权力失控，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时，公民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一个独立于、外在于国家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个人的中介，能够有效地对权力形成制衡，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     

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

法律评价活动在法治时代的位置是法治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社会转型期,法律评价活动的位置却极为尴尬.只有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法律评价活动在法治时代的重要位置.法治时代法律评价活动的主题是实现法律评价活动的现代化.即把法律评价活动从政治统治工具转变为约束政府权力的利器,实现从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型向约束型转化,从而能使法律评价活动成为人们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观念领域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坚实保护力量.     

法治政府建设视域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发展,中国民间组织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制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良法＂;有利于形成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组织力量;有利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政府。在当前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社会化与现代型政府建构

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政府管理创新和建构现代型政府的需要。现代型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现代型政府的建构是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法治的有限政府的过程。社会是政府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政府管理指向的对象,现代型政府的建构需要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公共服务社会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有助于社会力量的发展,为现代型政府建构创造社会条件,奠定社会基础。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实现强政府和强社会的理想局面。     

以法治促和谐润州建设

构建和谐润州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通过限制公权力的运作．实现私权利与公权力的良性互动。从制度层面讲，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窒息个体的创造性，抑制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合作秩序的发育，整个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在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改造全能政府为权力有限的法治政府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法治政府下，民众自由创造财富，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论宪政与知情权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立法,公民的知情权尚无法得到来自于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有力保障。而让公众了解与个人切身利益或社会全体成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国家特征之一。因此,全面建立公民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关键的一步。     

法治传统下的英国宪政

一般认为,在英国宪政实践中,保障宪政的主要力量来自权力分立、法治、通过权利制约权力等被公认的宪政原则。然而,通过对詹宁斯等人有关英国宪政学说的论述,可以发现民主在保障英国宪政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民主与自由一样,均是构成英国宪政的基石。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和谐社会和法治文明

经济发展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这时,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对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加剧,并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停滞。"拉美陷阱"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主动、自觉地超越"拉美现象",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超越"拉美陷阱"最重要的途径是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当代,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宪政建设。因此,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     

嬗变时期的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对于建构上层间接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国家代议民主与社会直接参与的复合民主制的中国宪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然而,转型过渡时期的农村家族势力复兴并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已构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应进一步完善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制度,运用刑事法律打击妨害村民自治的行为,以确保村民自治制度得到正确实施。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宪政的精神

宪政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从法理学上说 ,权利和自由是宪政的核心 ,民主是宪政的基础 ,法治是宪政的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应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任务     

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实现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顺利转型的基础和保障。本文就有关这些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研究与得出的结论均只是初步的,深度的研究和结论还有待各级、各地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