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土地延包情况的调查研究

从1994年起，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期（15年）陆续届满，为此中央及时提出农村土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以下简称“30年不变政策”），但直到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这一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O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此以后，农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在农村才真正地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山东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又是过去实行“两田制”比较普…     

新泰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在农村基本落实之后,不失时机地探索和建立新的土地流转机制,是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为此,笔者在对新泰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之后,指出了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政策与措施。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 ——基于“轮+期限” 与“适当调整” 法律适宜性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新型物权,合理、恰当地设置其期限,可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稳定土地经营权使用者的未来土地收益,有利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稳定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草案对耕地承包期届满后作出“再延长三十年”的修订,需要警惕落入形式化的“长久不变”而掩盖风险,因此要反思“自动续期三十年”背后的原委及可能的调整。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其期限设置的政策与法律变迁着手,论证了“长久不变”并不等于没有期限以及设置“每轮”的政策合理性,并阐述了实践中土地流转需要的差异性、变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的不匹配困境，凸显法律“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将“长久不变”由“土地关系”的调整转向“土地利益”的调整,土地利益协调由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这直接体现出“适当调整”以均衡土地利益关系来回应“长久不变”的实质性与精准性。最后，从确保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质“长久不变”的层面提出了“确保大稳定”“预期小调整”的优化路径。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期政策研究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期政策，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是贵州的一项极具特色的地方立法。该政策对贵州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该政策不利于其价值目标的实现；从法律效力层面分析，该政策与现行法律相悖；从社会实证层面分析，该政策亦无法正确反映农村村民的需求，实须改进。     

土地延包后农户和乡村干部希望怎么办?

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于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研究不同类型家庭状况的农户和乡村干部对土地承包政策的看法和理解,河南省鄢陵县农村...     

从我国历史上看耕者有其田的发展过程

土地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条件,人们总想能得到自己自由使用的一份,但在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只有帮打天下的份,却得不到应有的成果。清末,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实行公田制,由于脱离实际与绝对平均主义而失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是较切合实际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之一,但也只能在迁台后部分实现,效果基本上是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后,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惜的是由于领导者的急躁冒进而走了弯路;待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示出耕者有其田的真正效果,但是,由于承包期过短也发生了用地不养地的问题,幸而能及时加以纠正,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实行后,仍产生了不少的问题,亟待研究完善。     

浅析后农业税时代耕地承包期3O年不变

政策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三农”问题解决好坏。土地政策一直是国家用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一项有效措施,然而在具体实施中会遇到诸多障碍,特别是在“后农业税时代”新一轮的“土地热”出现之后,部分农村土地政策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耕地承包期30年不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对问题原因作了分析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即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把耕地的经营期限调整为10年以上30年以下。     

山西省农户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问题研究

山西农户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对发展农村经济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是各地农民的自发创造,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许多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合理、有效、健康发展,提出加强农村土地政策的宣传;落实土地承包期延长政策;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加强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指导与管理等思路.     

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历史变迁及展望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围绕着以“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展开,建党90年来的农村土地政策变迁相应经历了土地私人所有,农民自主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土地集体所有,衣户承包经营二三个阶段。当现行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逐渐释放完毕,新的弊端就暴露出来,全图上下对家庭承包制潜力的质疑和对土地政策彻底改进的讨论由此展歼,主要有上地国有水佃制、土地私有制、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三种观点。土地政策变迁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只有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土地政策相结合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未来的农地政策改革应围绕明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现代农业展开。     

农地征收制度的变革契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制度

《物权法》颁布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征收补偿既是理论需要又是实践需要。在理论上,土地所有权的征收已不能消灭土地上存在的作为独立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实践上,如不征收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相比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会显著恶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征收补偿应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同时,在征地补偿时,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与土地所有权征收补偿、安置费补助、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加以区分。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402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下的承包合同研究

在现行法中,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的依据。由于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位不同,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合同在主体、客体、内容及订立程序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承包合同应当被明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依据,是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实现途径,土地承包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承包合同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法律适用、规范内容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承包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应当由《农村土地承包法》规范,从而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是承包合同的主体,规定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和内容,明确农户消亡是承包合同消灭的原因之一。在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合同没有必要存在。家庭承包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划拨方式,将土地经营权给予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四荒”土地经营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方式给予土地经营权人。     

产权稳定性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九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2009年6月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为及时化解农村土地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特殊性,如何构建适合国情和农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对于应对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多发趋势和加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农地承包使用权价值

通过对农地承包使用权价值化存在的障碍分析 ,探讨农地承包使用权的价值 ,并提出了土地承包使用权交易的价格核算体系。     

要素投入、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和山东省的比较分析

以黑龙江省和山东省1978—2010年农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化肥量、机械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劳动力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化肥使用量能够带来农业增产增收,但在黑龙江省的效果不明显;机械动力能拉动农业增长,农业的科技含量逐年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农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家提出土地流转经营政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土地流转经营能够带来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不是所有的省份都适合推广这一政策,需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斟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