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中心论的整体主义思想探究

在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生态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它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自然是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具有客观性与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内在性和优先性，人类道德关怀对象应从人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整体主义的环境哲学，体现着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从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转向。一些学者对它的质疑和诘难，根源就在于没有这种哲学范式上的转变。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     

从文化的批判走向哲学的批判——论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体系逻辑

卡西尔文化哲学经历了从文化批判走向哲学批判的独特道路,存在着从认识论到人类学的立场转换,发生了一场哲学观的变革。首先,符号形式哲学在认识论立场上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现代转向,推进和深化了现代哲学的文化转向;进而,文化批判从文化的理论问题转变为文化的实践和伦理问题,文化哲学从实践诉求转变发展为人本主义转向。由此,人类文化哲学在人类学立场上实现了从文化批判到哲学批判的变革,从文化视角提出并回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作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形态,除了先验性、唯心论、精神性之类的基本问题外,根本问题在于以文化视角作为文化哲学不自觉的理论前提。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域下人类增强技术的哲学考察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具有现代高新技术典型特征的“小写的技术”，它对人类认知、情感、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干预和调节与人类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催生了诸多哲学反思。其中，兼顾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对于从技术内部的层次结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等经验层面，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系统描述具有充分潜质。为此，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理论框架下，对人类增强技术进行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转向后的伦理学、技术方法论等维度的探索与反思，保障了对人类增强技术“本身”的关注，在过程和情境中动态把握人类增强技术演化方向，在批判后达成一种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的“重建”，有助于促进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     

试论当代哲学研究的信息转向

文章就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研究转向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入分析，探讨了转向的原因是哲学研究主题的变换，即哲学研究历史上和现在以及今后的转向是哲学研究核心目标变换在哲学研究中的反映，同时指出当今哲学研究的背景是信息时代，信息转向是当今哲学研究的重大事件，对人类哲学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纲

一、时代提出的课题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文化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历史的急剧变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把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文化问题。哲学家们思考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实质上是在探求人的文化发展的道路与希望。这种思考与探求,与其说是对人的前景的忧虑,不如说是人对自身更深沉的反思。它标志着人类已经由近代对理性的盲目自信转向了对理性的实际批判和真正思考,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过漫长、艰难、曲折的发展而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哲学发展由近代理性主义转变为现代文化问题探索,从研究的问题到思维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展示了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现代哲学形态。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回避文化问题,而必须在总结、概括、提炼20世纪人类思维特点及哲学研究全部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文化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论怀疑论哲学和怀疑

怀疑论是哲学史上具有一定消极影响的哲学形态 ,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理论思维方式 ,即相对主义和全面否定。然而 ,怀疑论仍处在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中 ,在认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它是认识达到辩证统一和深化的重要环节 ,其原因就在于怀疑论包含怀疑这一认识环节。认识论意义上的怀疑是对怀疑论哲学合理性的继承 ,是认识主体积极的思维倾向     

论消解哲学自恰性困境的基本路向——从结构的与历史的文化理性整合维度看

当代哲学自恰性困境的实质在于其在本体论预设上的论域收缩,在理论建构上的绝对标榜和在理性建构上的片面关注。由哲学理性的分化与"塌缩"演化而来的西方当代主流哲学理性呈现出了不容回避的局限性和不良后果。要想恢复哲学在人类全部文化上("真"、"善"、"美"价值内涵兼备)的整体智慧建构,就只能将哲学的思想理论取向归结到"结构"与"历史"这两个基本路向相联接或者相整合的路线上。这种整合是一个关于人类文化理性整体重构的路向,既是一种大文化视域路向,又是一种文化辩证法路向。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化存在论域之"智慧"形态上的学理机制。因为哲学的自恰性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消解人类诸文化形态之间的观念冲突,是否能够促进诸文化之间的融通和人类文化的进步。     

从信息世界看哲学的发展及其根本转向

在一般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全新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科学与哲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它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动态循环的反馈环路,从而导致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规定和促进、相互融合和转化,并相伴而行。我们同时面对着两种独断论: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独断论,一种是意识哲学的独断论。这两种独断论的形成源于传统哲学对存在领域的二元对立的分割方式:存在=物质+精神。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在物质和精神两大世界之间揭示了自在信息世界的存在,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阐释了精神世界的本质,这就可以把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活动描述为一个有中介的过程,从而合理地消解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的割裂,并由此实现人类哲学的根本转向。     

从科技到人文的生态观

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开始进入信息文明发展阶段.前三种文明形态主要是以物质活动来衡量人类文明进化,而后一种文明形态主要是以信息活动来衡量人类文明进化,与前三种文明形态质的区别,不仅在技术系统的考察上存在物质与信息之别,而且在观念系统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人类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可以这样说,从技术系统来看,人类由工业文明进入了信息文明;从社会系统来看,人类由区域化文明进入了全球化文明;从观念系统来看,人类由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 与文明进化相随的"人类生存之科学"的生态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揭示了人类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渔猎文明时期的基本相适应,到工业文明时期的冲突以致产生生态危机问题;另一方面,揭示了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此引发哲学发展的"生态哲学"转向,文化发展的"生态文化"转向.源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生态观全面渗透和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

在中国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中国哲学一直是在自己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成长发育的,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话语系统、逻辑结构、价值取向、真理判断标准、哲学终极关怀等独特的品格和特质,并且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这一态势一直到近代方被打破,出现了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激烈冲撞和辩争。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在多元思潮的激荡、角逐中,经历了一场旷世难遇、痛苦环生的排拒、超越、接受、容纳、调适、重组等一系列重新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智慧,经过对中国哲学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理论文化资源,从而使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与哲学的认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汤用彤等人即已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全球化浪潮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今天,中国哲学不仅应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文化承担者,而且更应为人类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论苏联哲学体系中的“人学空场”

萨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非人”的哲学，因为它完全将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苏联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块“人学空场”。要想清楚人是什么，就必须先解决人指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一即对象指谓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和西方哲学界分歧甚大。实际上，是否存在不是问题，是否同一才是问题。和谐总是和差异相伴的，只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才可能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体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对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现象的反思——以严存生教授的研究为例

中国法哲学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除了一些学术综述外,我们很少把中国法哲学研究作为文化现象来反思。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法哲学＂,存在的只是＂西方法哲学在中国＂。虽然这一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中国法哲学研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整合法学派。老一辈学者对整合法学派的出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研究的结构性缺陷。过度的整合使中国法哲学研究成果缺乏鲜明的个性,对未来的法治中国建设也可能有负面作用。中国法哲学需要发挥其整合性优势,但也需要改变以认识论代替方法论的惯性思维。     

中西比喻差异的哲学探源

比喻是人类各民族语言世界里的一朵盛开的奇葩.语言中的比喻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自然地反映着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一个民族的比喻背后隐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哲学体系.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哲学的基点都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比喻的不同运用则集中体现了中西哲学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在"同"的基础上,发现和探究差异,并最终超越差异,应当是学习一种异族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最终目标.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