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纂学

魏晋以降,编年史相继有所著作,或名为纪,如干宝《晋纪》;或名为春秋、阳秋,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孙盛的《晋阳秋》;或名为略,如裴子野《宋略》;或名为典,如刘璠《梁典》;或名为志,如工劭《齐志》.此体虽与纪传并行,但纪传体始终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主流.《隋志》分部,列纪传于正史类,固属唐人见解,实际上确能正确反映魏晋以来的史学思潮.     

裴子野集团与梁武帝之关系

裴子野集团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它与梁代的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却旧交友善的关系,裴子野集团中人能得到梁武帝的倍受关注,就其原因而言,主要还是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与梁武帝理想中的文人极其相似,主张重学复礼,重质轻文等。同时,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品行修养也奠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得社会名流的称赞,也成为梁武帝理想中文人学者的典范。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分析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不能因为简文帝萧纲的批评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义,在众多文人集团中,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有其特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与永明体和宫体诗创作的对立批评之中,而裴子野与萧纲论争的原因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裴子野集团在当时文坛上影响之大。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与中日史学交流

赖山阳所著的《日本外史》,在中日两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在我国至今未有评论赖山阳及其《日本外史》的论著问世。本文从赖山阳的简历和著述、《日本外史》在日本的影响、山阳史学的特点及其评价、《日本外史》在中日史学交流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对赖山阳及其《日本外史》作个评析。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正是日本史学按中国史学传统编写、并在日本开始摆脱中国史学传统前夕的日本史著的一部代表作。同时,由于其在中国的翻刻流传,对中国以后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史观等资产阶级新史学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李心传《要录》、《杂记》道教条补正

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补正了宋代史学名著《要录》、《杂记》关于道教方面记载的阙误，为南宋史特别是南宋道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尊敬与嫉妒同在——从与萧绎的关系看裴氏集团的社会地位

裴子野集团作为一个崇古的文人集团,其创作风格和文学主张都与以萧纲、萧绎为主的新变派不同.在梁代文坛上曾有过一场崇古与新变的文学争鸣,也正是这场争鸣,让裴氏集团的社会影响更广了.我们从梁元帝萧绎与裴子野等人的交往中可见,裴子野集团中人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尊敬与嫉妒同在,连萧绎也需要借助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过于受人尊敬就极易招人嫉妒,这也是晚年的裴氏中人都选择半隐退的生活的原因之所在.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关系简论

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始于1920年李大钊编印并讲授《史学思想史讲义》。白寿彝先生最早将史学思想史作为史学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研究对象和意义、与史学史和史学史其它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重要论述。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其中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它对人们进一步探寻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揭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民族特点，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邓子琴生长于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 ,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其成就主要在史学 ,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唐宋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四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 :《隋唐佛教史》(4 0年代 )、《中国礼俗学纲要》(194 7)、《中国风俗史》(著成于 4 0年代 ,出版于 1987)、《隋唐五代史讲稿》(1957)、《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194 0 )、《钓鱼城史实考察》(196 2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1958～ 196 4 )、《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196 0～ 196 3)、《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196 4 )。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集众家之长，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要封建王朝,对促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南宋全史》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汇众家之长,对南宋的历史作了深入梳理和研究,对人们重新认识南宋,推动南宋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代唯物主义法学家胡颖事迹著述与思想考述

胡颖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学者兼法学家 ,以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甚少。他曾经担任过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 ,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其主要的法学思想体现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这些案例大都保存在宋人编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胡颖的行政司法事迹表明 ,他在中国无神论史以及法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