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知行并重与教育实习——兼评刘初生等著《教育实习概论》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传习录中>),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思想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但"知"、"行"并重的思想实际上是源远流长的.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论语*里仁)他要求学生学以致用.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价值。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知行脱节严重、教育理念不适应大学生实际、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等问题,对此,我们要吸收前人经验,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加强学生的主体性,突出教育实践,创新教育方法,加强师德建设等,真正实现知和行的统一。     

论知行范畴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均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知行问题就出现和展开于先秦时期。这时期,知行概念从单个到对应,知行关系从偏面到辩证,终历了一个完整的阶段,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知和行并非作为哲学概念而产生。行的最初含义是道路,后来逐渐引申为走路,行动和践履;在作为哲学概念时,它才具有道德实践、实际行动和所作所为等意义。知的概念出现较晚,它包含知识、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涵义,通常与言、学问等概念相提并用。知和行作为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良知与孝道

“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基石,是理解王阳明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孝道是道德规范之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先天道德意识,有“良知”自然知孝。但是只是知道孝而不做到孝,也不是真正的孝。王阳明的孝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文章从王阳明孝之认识、孝之践行、孝之启示三方面来阐述王阳明围绕“良知说”而论及的孝道问题。     

王阳明哲学中的 “心” “意” 关系略论

王阳明哲学中的“心”“意”关系,有道德意义与境界意义两端,前者为源为主,后者为流为次。就道德意义来看,道德理性将自己表现为意念动机,并通过对意念动机的觉知来把握自身。就境界意义来看,作为情绪主体的心在各种具体的情绪中获得实存,并通过对拘泥于具体情绪的扬弃而回到本真存在的状态。两种意义上的“心”“意”关系既有区别,又统一于良知概念之中,共同表征出即体即用、即存有即活动的特质。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为例

英国17世纪存在“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的爱情体验为例，分析崇尚至真至美爱情的他为何在爱情诗歌中认同社会上爱情交易的存在、提出爱情多元占有和质疑女性的不贞洁。通过分析多恩的非理性行为，剖析他“知”与“行”不统一的原因，从而认识其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婚姻制度的劣根性。关键词：多恩；“知”“行”；分裂     

二程“格物致知”思想体系中的认识论问题探要

在阐述"格物致知"思想时,二程提出了几对认识论范畴:"真知"是指把握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常知"则是停留于事物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心知"与"深知"相当于今天的理性认识,阐明理性认识同感性认识的区别以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实见"与"未见"分别相当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强调"实见"产生真知;"积累"与"贯通"说明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处理事物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过程。关于"知"与"行",他们认为知为行之先,有了知,则自然能行,所以知为先,行为后。二程对认识论范畴的论述,既体现思维的整体性和和谐性,又突出了系统性与思辨性。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试论王阳明的“是非之心”

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的历史地位,估价很不一样,彼此分岐很大。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王阳明是否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是否如某些同志说的,王阳明主张“各自凭着自己‘致良知’的要求而行,……够自由自在的了。”这涉及王阳明的是非观、真理观和伦理道德思想。     

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知和行这对矛盾,它本身就包容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是知和行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认识实践过程中,知行矛盾,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人来说,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矛盾双方谁为主、次,谁难谁易的问题。而孙中山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知难行易”说,对知行关系的各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其内容是深刻的。下边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