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下苏联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

苏联经济模式应当放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去评价。两次科技革命给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变革中起着不同作用。苏联经济模式对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可以发挥集中、整合的优势,但是当规模经济生产中科技力量上升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科技创新和传播方面的缺陷日益明显。     

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

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理论阵营迥异。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整体风气而言,呈现出由崇尚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到回归自由经济的转向。众所热议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概念内涵纷杂,大致包括苏联式计划经济、德国式统制经济和战时经济统制三种成分。抗战前期,由于苏德经济模式以国家干预为特征,以国防建设为导向,与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国防的社会需求相切合,受到中国思想界极度追捧。1943年以后,与美英自由经济模式重被重视相应,苏德经济模式成为不少论者反思的对象。然而,在另一部分论者仍坚持国家经济干预论的情况下,中国思想界在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严重分歧与对立。     

竞争的积极作用和增强民族地区商品竞争能力

(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们知道,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地讲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列宁也没有讲过,斯大林说过一点。斯大林于一九五二年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在苏联当时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有商品交换,在生活资料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及启示

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只能选择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反思中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些反思失误对后来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试论赫鲁晓夫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试论赫鲁晓夫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钱澄，卫忠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震荡和冲击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苏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的剖析尚不全面和深刻，对社会...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程长羽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自由经济，也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模式有别。社会主义要发达商品经济，应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去实现。因此，通过建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代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认识

在苏联解体之后,当代国外学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反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体制特征转变为核心价值;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益文明的吸收;强调不同所有制的功能,强调市场的工具性;对计划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强调不仅要实现政治民主,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民主,强调分配平等和社会主义必须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福利等。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的理论、技术和实践基础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有三,一是美国学者对苏联崛起的研究,二是对马歇尔复兴西欧计划的经验分析,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     

论中共抗日统一战线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展与贡献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法宝之一，对国际共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高度评价随着埃德加·斯诺等进步的西方记者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介绍到西方，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撼。中国抗战打破了日本“北进”计划，保障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导致了德日企图相互勾结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日本历者信夫清三郎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中国东北的抗日军队大部队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奋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     

国内关于苏联解体诸问题研究述评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是世界当代史的一件大事。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学者们主要围绕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重要因素、直接原因展开研究,研究范围从以前偏重经济和政治领域逐渐扩大到民族主义、社会、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并出现从全球化理论以及从三个代表思想反思苏联解体的新视角。对这些研究做一系统的梳理,无疑有利于对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新特征进行评价,探讨红利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判断红利变化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约束。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求关系的局限性,最后从改善供给结构、改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方面探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管理。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为了揭示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征,采用理论思辨分析方法,将经济制度定义为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从而导致经济制度的衰退,不利于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要进行制度变迁。中国50多年来经历了从资本分散化到集中化,再由集中化到分散化两次经济制度变迁,这两次制度变迁的激励方式与水平、交易成本的形式都是不同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及显著优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探究作为中国经济运行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系统总结和提炼这一体制的显著优势。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体现在能够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政治立场,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理念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在市场主体活力、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等方面不断突破和完善。     

WTO规则与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及完善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服务于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WTO规则促进中国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同国际接轨.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中国经济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本质及其功能,必须重新确认经济法的框架体系与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必须迎对高科技时代对中国经济法的挑战.中国加入WTO对经济法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

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海洋循环经济立法：模式比较与制度选择

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国外发达国家对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和制度实施均比较成功,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现有立法不能适应海洋经济的发展要求,需要逐步明确我国海洋循环经济立法模式,参考国际经验修改现有法律规范,构建相关制度,以完善我国海洋循环经济的立法体系。     

经济转轨三十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主要考察视角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法学迄今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文章具体分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法学的嬗变与新生,概括了以“国家调节理论”为代表的新理论在对我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大经济法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法学成长与日趋成熟的导引和促进作用,并初步探讨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未来之路,以期当前中国经济法学能鉴往知来,多一份冷静和理智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常平仓: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国渊源考察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 ,自由放任思想根深蒂固。大萧条标志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从此西方各国先后开始制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在中国则是久远的历史传统。古代常平仓制度历经 2 0 0 0多年演变 ,常平仓制度稳定经济的思想历久常新。研究指出 ,当代世界经济稳定政策的思想源头部分在中国 ;常平仓制度还将为未来稳定做出贡献。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人类的经济福利与风险同时放大 ,及时构思未来经济稳定制度是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