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如何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显得尤为迫切.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审查,但司法审查不是无限制的,只有当行政裁量权被随心所欲地独断使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意图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它加以限制.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适当的审查标准.     

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中国司法实践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相关立法分散、规制目标不明确的现实困境。法院在审查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时，对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审查欠缺针对性；在对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中，法院的司法审查内容不全面、审查强度不一致，通常倾向于采用结果标准，以生态环境损害的实然结果作为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标准，这种高强度审查方式客观上违背了职权法定原则。因此，对于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完善，应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司法证据，以保证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审查生物多样性损害；应采取过程性审查方法，对行政不作为中的裁量行为进行全面检视来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同时以司法尊重原则为导向合理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则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合理性审查应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合理性标准是行政行为的最高标准。行政裁量仅是合理性标准控制的焦点。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阐释

环境影响评价具有科技专业性、利益多元性等特征,使得环境行政机关在实施时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面对环境行政机关的裁量判断,现行模糊的环境立法并没有为司法机关能否及如何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精确指引,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备受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法治国家中的权利无漏洞保护需求,分权原则不容许有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存在,以及司法权制约行政权政治框架中的正当行政程序标准等均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或法院判例确定了各具特色的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并体现出某些共同特点。我国《行政诉讼法》也确定了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但还存在一定缺陷,应当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的有益经验,并适应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对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予以完善。     

房屋拆迁权行使的正当性研究

按照行政权理论,房屋拆迁行政裁量权从性质上属于侵益性行为,法律应当将其设计为羁束行为,或者是羁束裁量行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其设计为自由裁量行为,将房屋拆迁个别案件的判断和处理授权给行政部门,期待行政主体以其自身的责任进行政策性应对或自由判断,其局限性与危险性在于其容易被滥用。应当从立法上确立拆迁权行使的正当性标准,并将其纳入司法审查领域。     

德国行政裁量制度探析

行政裁量制度是德国行政法学重点研究的理论之一,也是德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单一概念,逐渐产生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的分类。并且随着德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权控制研究的深入,衍生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独立体系及相应的约束机制。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行政法学界以宪法为依托,不断限缩行政裁量的概念和外延,从理论和司法实务两个层面论证了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了德国现在的从宪法、行政机关自身到司法机关的多层次的行政裁量法律控制体系。     

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

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受到有效的法律控制,而这种法律控制机制最好莫过于司法审查机制。但是,仅限于笼统地讲行政自由裁量应当受司法审查,而不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的分析,无助于对滥用以及超越自由裁量权之行为的控制,因而无法保证行使裁量权之结果的公正和准确。本文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特征及其逻辑结构剖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自由裁量应仅限于法律后果;相反,司法审查不仅对法律要件享有完全的审查之权,而且对法律后果也可以有条件有限度地进行司法审查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