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

温庭筠既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第一位专力作词的词人,在其创作则明显表现出"诗词一体化",即其诗、词多仿效"齐梁体"。这一特征具体表现在题材、意象和风格诸方面。题材上,闺阁、宴游为其诗、词之共有;意象上,无论诗、词,都有着比较固定的意象群,所选取的意象也多富艳精工;在风格上,则密丽浓艳为其诗、词之总貌。由温庭筠创作的"诗词一体化",正可见出文人开始尝试创作曲子词对以后词史上的影响。     

论客寓意识与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的整合

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今存一千四百余首。仅漂泊西南十一年间所创作的诗篇即占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西南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所表现出的深邃思想内涵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老而弥坚、不断追求的“诗圣”形象。杜甫以沉郁的客寓意识,飘零落拓之感,寄托了乡国君民之思,体现了其思乡诗“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乡诗的超越。     

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

词与诗本为"异质"之文体,但白石词与老杜诗却显出某些"同构"之迹象。白石词与老杜诗有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相近的人生经历、气质及创作态度,从而可以使诗与词之固有藩篱消弭于无形,呈现出相通之风貌,再次证实了"转益多师"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20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汇聚最多,显示本地民族状态远较其它边疆地区为复杂。当时有些学者曾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调查所作之"民族"识别反而会影响中国民族的团结。即使在中国民族识别完成后,部分西方人类学者仍基于其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本文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一些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含历史事实、记忆与心性)背景,并藉此强调结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的反思性研究之重要。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及其文学史价值

"白洋淀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重新发掘、评价,并已经典化。从向内——对当时历史语境中诗人内心的个体追问,以及向外——诗人对异化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两个维度解析了"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阐释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价值。这体现出多元文学观念的重建和时代的进步。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孔子"《诗》可以群"的历史成因及内涵管窥

关于孔子"<诗>可以群"的<诗>论观点,学术界多从思想文化背景方面去分析其成因.而本文将从春秋时期天命鬼神观念的转变、孔子思想、<诗经>的文献来源、<诗经>篇章的创作群体和服务对象等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并将"<诗>可以群"置于具体的文献当中去探索其科学内涵.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白居易经行商州之因由及其商州诗的多维情怀——兼论白居易商州诗的创作特色

商州在唐代的地缘结构、南北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商山道更是官宦士子赴往江南、西南或由江南、西南返还京城的重要干道。白居易曾有过"七年三往复"商州的经历,其因由分别是元和十年自京贬赴江州、元和十五年由忠州召返回京、长庆二年自请出刺杭州。白居易经行商州时先后创作了20首商州诗,反映、表达了其吟咏风光、感伤羁旅、思念友朋、追慕四皓、反省人生等多维情怀。白居易的商州诗在创作方式、表现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体现出酬和畅情、时空叠映、痛嘲自讽等诸多独异之处。     

湖北诗歌片论

诗歌作为纯个体的创造性艺术活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创作风貌与其所在地域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难以用简约的方式归纳。湖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自1970年代“归来派””诗人曾卓以降,承袭、偏移甚至反叛“滕胧诗群”创作走向的具有一定现代倾向的许歌创作群体在湖北诗歌阵营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通过对他们阶段性创作成果的扫描和细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湖北诗歌的流变轨迹,进而洞悉其半瞻瑰奇的全貌。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知性理论与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

知性是现代诗在苦闷了若干时期以后始能在表现方法上找到的一条出路。诗歌从传统的单纯抒情转向现代的知性 ,一群诗人由此开始以感情追求思想 ,追求诗中感情的明晰和智慧之美 ,把机智、讽刺感、悖论和辩证性放到诗创作的重要位置 ,这是抒情艺术的一大转折。中国新诗在 2 0世纪 30年代实现了知性的转变 ,主要体现在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知性诗群”。然而 ,对于知性这个理论的理解至今仍有误区。许多人还认为抒情是诗的本质 ,把知性等同于理性、哲理、逻辑、知识。有鉴于此 ,文章系统地清理了知性理论的渊源和传播脉络 ,澄清了知性的涵义和特点 ,并结合创作实际 ,阐明了知性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性 ,它的深远影响 ,以及它可能的偏颇。     

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从西南联大到中国新诗群--论九叶诗派的源起与形成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主义诗群,虽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师承的关系或影响的关系,个别诗人甚至参与了推动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运动。但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始于抗战中成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诗群,他们共同的"西学"教育背景构成了独特鲜明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主义价值取向。1946年,《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新诗刊物的创刊,是这个诗歌流派由分散走向集合,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黄昏里的行走与歌唱——从骆一禾的《大黄昏》看其诗学理想

在骆一禾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大黄昏》一诗不容忽视。于1984年4月创作的《大黄昏》一诗,不仅是第一首直接以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象——"黄昏"来命名的诗歌,更是从文明视野俯瞰华夏文明的发展,饱含诗人深刻的文明思考和忧患意识,展现了骆一禾关于"文明黄昏"的思考,以及其对诗人形象与使命的期许和寄寓。骆一禾以独特的意象群构筑了其诗歌王国,自成一体,相互映照,使其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大黄昏》一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骆一禾早期作品的微缩和集合。此外,这首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为我们进入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更是因为这首诗凝聚了其重要的诗学观念。《大黄昏》在强烈的生命感受之中展现了对"燃烧"的强调和对"修远"的暗示,使其在文明意识之中也包含着骆一禾本人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和期待。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诗坛两棵常青树——郑敏与牛汉比较

郑敏和牛汉是中国新诗史上跨世纪的两位杰出诗人。虽然他们在家庭出身、民族习性、教育背景、人生经历、诗歌风格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创作道路、诗歌主张、艺术个性、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有很多相同点：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复活”于1979年，至今仍活跃于诗坛；他们都对诗极为虔诚，视诗如命，以诗为伴；他们都甘于...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