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正义理论的诠释学解读——兼论正义与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形式正义理论一直是学者争议的话题。就该范畴是否严格符合政治哲学的定位、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系等问题,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理解。通过分析文本可知,哈贝马斯早期借鉴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并加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建立起了极有创造力的"批判诠释学"。以之为方法论,他进一步构造出"商谈民主"理论,形成探讨实质正义问题"理想的言语环境"。这种语境下的"正义",既有罗尔斯所谓"程序正义"特质,又与"合法性"概念根本一致,表现出现代政治哲学"正义"思想新思维。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和弊端进行批判,他尝试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话境,实现交往合理性,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本文分析了交往行为的概念及其合理性,阐述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提出了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路径,并总结了交往行为理论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借鉴意义.     

善对程序正义的校正——基于罗尔斯的视角

善对程序正义的功能理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尔斯将其分为完善程序正义、不完善程序正义及纯粹程序正义。善与实质正义具有一致性,善对程序正义具有批评和校正功能。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论后形而上学时代正义共识的根基及其误区

正义的共识离不开根基,离开特定的根基,人们不可能就正义的制度和规范达成共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对正义共识的根基做了深入的探讨,罗尔斯从公共理性出发解释正义共识的形成,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基点上论证正义共识何以可能,社群主义把正义本身视为社群共识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提出认识型基础上知识相似性的共识根基.在交往实践观看来,正义的共识本质上是人们在交往实践中形成公共性价值观念的问题,因而只有回到交往实践的客观现实基点,才能正确予以解答.     

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论康德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兼谈哲学史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正义方法正是对康德定言命令程序的运用与发挥。其次,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论基础,即自由平等的人的理念,来源于康德通过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和自律公式所表达出来的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最后,罗尔斯正当与善一致的论证以康德德福一致的论证为原型,这两个论证的结构体现了康德与罗尔斯所共享的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模式。康德对罗尔斯的深刻影响表明:哲学史作为启发当代哲学思考的源泉,具有重要意义。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交往行为为何合理?交往行为如何合理?交往行为为何被扭曲?交往行为在现代如何合理实现?依托交往合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建构了交往行为理论。     

论司法中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公共领域问题溯源——启蒙、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论述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问题界定源于启蒙运动的三大理想;经由罗尔斯将正义问题界定为其基本问题,哈贝马斯则基于＂交往＂和＂交互主体性＂对公共领域及其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对于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的思考展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理论思维过程。指出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公共领域的概念理清关乎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问题争论。     

再谈口译语言的可接受性

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对口译中译员的语言可接受性问题展开探讨。在建构主义翻译学理论体系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它提出了交往范式的真理观。口译也是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用来指导口译实践。     

重建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兼论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分歧

马克思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出发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哈贝马斯眼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导致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也不能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用交往行动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进化论。但在重建过程中，他实际上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他并没有真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罗尔斯＂万民法＂第八条探源

罗尔斯“万民法”原则由最初的七条发展为后来的八条,个中原因值得思考。罗尔斯《正义论》使世界主义者得出了“罗尔斯推论”,作为回应,罗尔斯在1999年版《万民法》中补充了“人民要援助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的义务”,但仍然反对“罗尔斯推论”,原因有三个：全球无政府状态、合法性优先于正义、国家自主权优先。     

互尊和自尊的伦理学——从罗尔斯的“相互冷淡”谈起

文章围绕着相互冷淡与利己主义之关系问题,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作的"相互冷淡"假设的诸种可能的含义及其变化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文章力图表明,虽然"相互冷淡"假设确实留存有社会契约论的人性自利说的印痕,但罗尔斯对之的解释,尤其是他将相互冷淡与善的多元性之间等同,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拒绝了利己主义的指控,而且最终指示了一种他希望建构的自尊与互尊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不仅使得正义与仁慈有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得以结合,而且构成了对康德目的王国的独特阐释.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高校德育价值

哈贝马斯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以达成主体间相互理解与一致为目标,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与沟通,并把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进行的预设背景。交往视域中的高校德育是高校教育者主体与受教育者主体之间以德育话语为媒介、通过平等自由对话、经由相互理解与解释而达成一致的交往行为。经由交往的新视域对高校德育进行的全新阐释,我们可以获得以下有益启示:尊重受教育者的话语权、贴近生活世界和重视交往成为高校德育超越当下困境的必然选择。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国内译界主体间性研究：现状、问题和前景

笔者基于当今哲学研究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的后现代主义背景,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译界主体间性研究的大致脉络,认为国内翻译研究仍处于主体性研究状态,主体间性研究不系统、不连贯、不深入,从哲学角度分析翻译主体间性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重新界定了翻译主体,提出原文作者是创作主体,译者是翻译主体,译文读者是接受主体,翻译发起人是翻译活动发起主体,他们都积极参与翻译活动;指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主体间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点,对翻译学的构建和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交往行为理论的观照下,所有的翻译都是翻译所涉及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与相互交流的结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构建起一种对话式互动的共在关系,一种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分配正义与政府管理价值导向之重塑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进行批评借鉴,可以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政府管理价值导向的重塑提供理论资源。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价值导向应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为基础,有效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初次分配中追求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在再次分配中追求实质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