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平民大学”办学观与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思想比较

当代“平民大学”的办学观传承并超越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那场极具影响的“平民教育”思想运动，二者在价值宗旨诉求、理论的实践展开与折射的示范效应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办人民满意的“平民大学”需要在办学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等方面做出创新。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建构

我们认为应该从“外在的形式标准”、“内在的价值追求”、“应遵守的科学性原理”以及“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四个维度科学界定和建构水污染防治法基本原则所必需遵循的准则。 “生活饮用水优先和重点保护原则”；“预防为主，科学防治原则”；“权责均衡原则”；“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应该构成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鸦片传入我国前后——兼谈“鸦片”一词的来历

提出鸦片(罂粟)是在公元7、8世纪由印度传入我国,而不是清道光年间由英国人传来。从历史和语言上详细分析了“鸦片”一词以及“阿片”、“阿芙蓉”、“雅片”和“亚片”等几个外来音译名的来历。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萨伊定律及其历史地位变迁--兼评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西方经济学界对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地住问题存在长期的争论。通过对萨伊定律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的述评，说明萨伊定律及其包含的供给决定和供给管理思想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萨伊定律也备受争议，尤其受到强调需求管理理论的学者的反驳，致使萨伊定律的历史地位几经变迁。结合西方国家及我国的经济实践，对宏观调控中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经营判断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公司是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的产物,其经营治理是精英即董事之治。如何在保障股东权益而课于董事在公司经营中必要义务的同时给予董事在经营中必要的灵活权衡,是公司法的一个大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公司法走得比别的国家远。美国公司法要求董事在公司经营中要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同时为董事提供了经营判断规则,以保障其在尽了必要义务时不因经营失误受到股东攻击和法律非难。经营判断规则因其适时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对调和股东与董事的权利、保护董事利益方面成效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不久,公司立法还远不完善,且在董事利益保护方面几近空白,根据国情,参酌日趋完善和适用扩充之美国公司法的经营判断规则,实为必要。     

IT企业知识管理的特征及模式的建构

从哲学认识论上界定了知识的概念,对企业知识按照OECD的观点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企业知识管理的概念。指出IT企业的知识管理就是对IT企业中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一切知识要素的相互转化以及知识流动过程的一种动态管理。阐述了IT企业知识管理的必要性源于IT企业技术创新的需要,是IT企业得以顺利成长的保证,IT企业的知识管理应该侧重有利于其技术创新;分析了IT企业作为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所具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概括了IT企业知识管理的特点;提出和建构了IT企业的知识管理的模式。     

产品创新中顾客知识管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界定了企业产品创新中顾客知识管理能力的概念和维度,提出加强企业顾客知识获取、共享、应用、创新和保护等管理流程能力的建设策略,以及提升高层领导者、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引导机制和信息技术等基础资源能力的策略,进而提高企业产品创新绩效,赢得竞争优势。     

新公共管理在当前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诸国的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与改革运动,文章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介绍和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现状的分析,以期在借鉴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充分利用新公共管理中体现的新理念来加速和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并认为新公共管理指明了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外来经验与本土资源: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发展的战略抉择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统一的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以此来管理各种突发事件。众多的机构设置、强大的协调机制、发达的信息系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特点,中国应在借鉴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深挖本土资源,充分发挥应急办、议事协调机构、联席会议的协调功能,建立全国统一的综合性应急管理网络平台,形成网络应急管理平台与现实中协调联动机制的互动互补,推动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健康发展。     

我国互联网管理模式及其特征

我国互联网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管理,以立法管理、行政监督、技术控制、行业自律等手段进行网络控制与导向。所形成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与控制并行不悖;政策与法规相结合;社会监督与个体自律并重;适应网络经营者成份多元化的分类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使命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使命。要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的“立德”工作,“立德”在培育学生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思想等方面都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要完成“立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组织建设、工作方法、教书育人、管理服务育人等方面加强和改进。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中国式管理模式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入手,探讨了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指出文化对于形成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起着根基性的作用。通过分析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文化差异,揭示了中国管理思想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行政管理革新与法治政府建设——应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行政管理新举措

当下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行政管理新举措层出不穷且争议甚多,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观察和评价:一是诸多典型案(事)例暴露出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必须克服戴旧眼镜看新事物的现象;二是内容丰富的行政管理改革创新是在宏大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最主要的背景因素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三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创新的动向,是以人为本前提下走向柔性管理、高效管理和方法创新,重点是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发展,相对而言这是成本低、风险小、效率高、成效稳健、易达共识的路径选择;四是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应坚持法治原则和实践标准等基本界限,防止借创新之名行营私之实。当下关键在于我们要以法治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宽容和冷静的心态去对待这些行政管理改革的创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