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论学校教育中的“公共交往”

教育生成人，要在“交往”中进行。“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和“个体交往”的双重交往行为。即，“教育交往”首先从根本上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着力点；其次才是由人的主观努力、意志来承担的“个体交往”，它是教育培养人的扩展形式。     

科学公共空间中“理”的争夺与断裂——对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论争的反思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本文以方舟子与崔永元转基因论争的微博话语为例,探讨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围绕"理"展开的论争过程。研究发现: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体系,对话语主体的准入限制要求不同,说理的依据、逻辑与方式等亦存在差异;转基因论争背后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与冲突,这诸多因素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困境。从经验层面反思科学论争中的"理"的冲突与对话,将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公共空间中的多元理性共识。     

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

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内在的公共性、社会性、管理性等特质,决定了必须超越政府本位理念,树立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管理中,应渗透“人本、责任、服务“与“参与、互动、合作“的精神,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形成完整的公共管理观.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论我国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进路

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公共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没有公民公共精神的现代生长,就难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响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强音,我们必须了解公共精神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表征。通过对公共精神生长的历史考量,不难发现,公共精神的生长呈现出不同的生态,在其生长发展体系中,公共精神的历史进路是:在自然社会中的蛰伏与异化,在政治社会中出现“病态的狂热和虚妄”,在公民社会中回归“理性和真正的公共性”。     

从市民社会到公共领域——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与自我救赎

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性个体主体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成为私人利益的战场,从而使得现代性走向了自我悖反;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诞生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公共领域追寻公共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个体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公共领域可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     

国家理性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关于公共空间的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依赖于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的高度融合,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急需更新.通过对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的考量,认为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才植根于正义,提出以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来促进民主社会的实现,基于审慎思辨的审议民主推动公共理性的成长;而公共空间的建构,是国家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前提.     

论社会主义公共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公共服务”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共社会”时期。“公共社会”是一个讲究和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机制、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及其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和设想还是初步的、模糊的，而如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并和谐发展的公共社会。社会主义的公共社会是以“公共所有”为基础，以“公共权益”为纽带，以“服务型政府”为上层建筑的。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公有”转变为“共有”，然后再组合为“公共所有”的问题。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     

理解公共人类学学科内涵的四个维度

公共人类学的知识和成果要面向社会公众,民族志写作要做到思想是深刻的,但表达却是通俗的,并借助大众媒介传播人类学知识、主张和观点,使民族志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人类学,应带着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站在民众的立场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进行呼吁和辩护。公共人类学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予以常规化,其田野调查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小社区或村落,可以是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公共场所。公共人类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不仅仅是提出忠告或建议,应从麻烦解决者转变为决策者,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公共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意识,不仅要传播人类学知识、文化多样性知识,而且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和专业知识,引领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抱有终极关怀。     

公共利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核心途径。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的重大功能可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公共利益所反映的是,在多元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以下几个方面是重要的: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公共治理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公共治理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部门、地方和短期的利益;公共治理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公共治理的过程是否开放和尊重了民意、遵循了正当程序和社会公认的伦理和道德标准。     

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的互动是正和博弈

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律事件中的社会舆论,具有多元化的态势和全新的现代性特质。和谐社会中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主要关系不仅不是冲突关系,反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即博弈论视角中的正和博弈关系。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舆论监督并不会影响司法独立,反而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要保证。     

后公众时代中新城市主义城市建设思想的困境

工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公众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体通过工业生产来满足对文化的需求,不需要直接参与创造文化。这个时代,文化成为公众消费品和工业产品,这正是现代城市社区文化衰落、社区认同危机的原因。在应对这一问题过程中,新城市主义的规划理念面临着巨大困境。本文的分析认为在社区开发中,开发者必须跳出由工业生产社区文化的模式,鼓励居民直接参与才能促进城市社会进一步发展。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规范——以中国香港与大陆一起文化冲突事件为例

摘 自香港回归以来,大陆与香港同胞的交流合作愈加紧密。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交际中难免产生误解。加上大众媒体在传播中缺乏伦理导向、对两地文化缺乏深入理解,更容易激发矛盾。文章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框架,并结合跨文化交际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指导,分析2012年初发生的一起两地文化冲突事件,提倡在“建立共识、促进改变和巩固社会的公众空间”中理性交流,并在宏观文化层面确立一种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和主体间性的跨文化伦理。     

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质：决策情势还是管理理念？

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中,＂危机＂概念应当界定为一种状态,同时还是一个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的是主体认知方式和思维角度的转变。根据这种理解,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共危机管理实质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即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一种决策情势,则显得过于偏狭。从实质上说,公共危机管理应当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理念的全新的管理理念,时时刻刻贯穿于对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之中。     

公共利益认定标准研究

作为衡量公共利益的准则,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应当遵循确定性、严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并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认定方法、认定原则、认定程序区别开来。公共受益性是公共利益的首要标准,包括公共利益受益主体的普遍性、受益内容的共同性、供给主体的统一性等方面。同时,公共利益能为社会公众亲身体会和直接享受,具有具体的实质性内容,符合实质性受益标准。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受到侵害,全体社会成员也都会受到相应的损失,因而要从全局性、整体性角度考量利益诸要素。另外,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不能只顾眼前的需要,而是要从社会整体长远的发展需要出发,要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