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与拓展——以学会、报刊、杂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留学生群体发展的过程,亦是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过程,具有双重文化性.近代留学生群体在国内外创建学会(社)、创办报刊杂志,并通过这些传播文化、争论问题、互动交流、展示自我,于是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形成.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与西方社会所谓的“公共领域”不同,前者是产生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土壤,其功能的具体表现既有文学式的优雅,亦有政论式的急峻.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公共善、个体善与新闻伦理——新闻传播与人类普遍善之关系论略

现代大众新闻传播的伦理实践具有多种价值或伦理目标。依据人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及人在公共性与私人性方面的价值诉求,新闻(言论)可以分别界定为公言论、私言论而具有不同的伦理意义: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需要较大的自由度以实现新闻与言论的公共善,私人生活却需要对这种自由施加一定的限制以保障个体权利不受侵犯。普遍善同时赋予新闻自由、新闻规制的正当性依据。实现普遍善的关键就表现为以个体善的最小牺牲来获取公共善的最大扩张。     

生成、建构与维护：兵团老兵屯垦建设记忆的口述史呈现

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老军垦群体内部共享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新疆建设历史与伟大兵团精神。为了实现对这段记忆的抢救保护与价值提取，需要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记忆开采，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通过对老军垦口述记忆的分析可以发现，强烈的身体感受与单一化的生活经历为其所在群体内部形成统一的集体记忆奠定了叙事基础；而群体内部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升华，是由于不同个体组成一个群体后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中任何个体的“突生性”,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框架；集体记忆的维护则有赖于它所依托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老军垦群体最初作为一个由制度力量统合而成的群体而存在，但在共同生活中经历了对于彼此一致性特征的发觉之后，逐步迈向“心理群体”,并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之中最终实现了高度的群体认同。因此，加深对新疆建设发展历史的认知，是在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面向世界讲好军人屯垦戍边的“中国故事”并弘扬伟大兵团精神的重要出发点。     

阎云翔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及其对 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启示

阎云翔先生开创了中国私人生活变革的研究,探究了中国乡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提出了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之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提出的“无公德的个人”的概念,成为洞悉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解读乡村生活的关键词。研究中略微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私人生活转型之原因的分析略微草率,对于私人生活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在判断上过于单一。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个人中心民族志方法,对中国乡村人类学的方法论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农村的离婚现象愈益普遍。通过考察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发现东北农村较高的离婚率与当地泛滥的婚外情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间相互融通,要将离婚现象置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认为弱家庭伦理、弱村庄公共性以及开放的日常生活是东北农村离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动与变革中,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心”,还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的基础,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础。     

从价值颠覆到价值改造——论公共教育转型中的精神气质重塑

在古典公共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公共教育全面颠覆了古典教育价值。古典公共教育关注公共生活而现代公共教育关注私人生活的价值,古典公共教育追求价值引导而现代公共教育保持价值中立,现代公共教育使得劳动、赢利等外在价值僭越了教育的内在价值。现代公共教育在其深层共享的这一套价值秩序、价值结构的精神气质需要进行价值改造。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论拉班·芭特妮芙身体动力学视角下的广场舞

拉班·芭特妮芙动作体系是一个可以理解人类多元性动作模式的综合性体系。在该学科视野下，可以区分复杂的广场舞动作表象，整合表象背后的运动模式，并在广场舞创作中寻找更适合于个体运动的本质规律。在广场舞实践中，变幻动作力效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广场舞受众群体的需求，构建空间思维能够助力于舞者身心状态的传达，而根据身体的运动模式开发相应运动方案，更是能够加强广场舞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让舞者在感知力效变化、探索空间可能、注重形体开发的过程中，充分修补情感需求、促进行为健康、增强物我关系。     

公法与私法的维度考察及其理念分野

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公法、私法的区分提出了众多理论,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对“公”与“私”两种领域的维度考察,在理念的高度探讨了公法与私法的分野问题。实际上,“公”是一个表征“公众”的概念,而“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相应的,“私”是一个表征与“公众”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步突破城邦和家庭的桎梏,才得以在私法中确立其最终价值。公法与私法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上的不同取向,从而决定了二者的性格差异。     

比较视域中的公私观念及其理论维度

"公""私"观念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精神现象,存在着不同的意涵:有作为世界观的"公""私"观念;有作为道德概念的"公""私"观念;有作为空间概念的"公""私"观念;有作为生活场域的"公""私"观念;还有作为群己关系的"公""私"观念。不同的公私观念都分别指向不同的问题旨趣。在现代社会的知识语境中,确切不同"公""私"观念的问题旨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信任机制研究——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其健康产生积影响。社会参与是在"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微观社会情景中"再熟人化"的空间实践,参与活动将分散在各个私人空间的老年人吸纳在一起,以趣缘活动增进相互之间信任,形成不同形式的交往圈子。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能够扩大生活圈子并融入社会,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信任和集体情感,实现社会融合。政府和社会应多关怀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培育和建构老年人生活和交往互动的活动圈子。     

晚清狭邪小说中的风月女性私人空间

晚清狭邪小说以对风月女性私人空间的描写,展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风月女性通过获得私人空间的所属权,来进一步争取发言和自由的权利。然而,当帝国末期小说中这一群特殊的边缘群体,在把握空间发言的权利、寻求经济独立并获得更多性别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风月女性话语权在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双重缺失使得她们只能成为被描述、被阐释的对象,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历史遗忘。     

公物利用关系私法化探析

公物利用关系私法化的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公众福祉的最大化即是公物利用私法化的终极追求和其价值所在。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理论及宪法中公法——私法关系理论为公物利用关系私法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公物利用关系私法化存在的问题在于政府公物管理权与公众公物使用权及私权的冲突。要真正实现公物利用关系私法化,必须在完善公物利用私法化规制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物管理权与私权、公物使用权的关系。     

析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即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分别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些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应该是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或者生活资料；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单一的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也是有区别的。     

私人领域缺失下的建国后30年间审美文化活动

建国后30年间，国家与社会的直接统一造成了私人领域的极度萎缩，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家庭的名存实亡和内心情感领域的政治化。如此一来，原本作为公共活动的政治生活与作为私人性的精神文化生活便搅扰在一起，各自都失去了本真面貌，尤其是人们的审美文化活动偏离了个性与自由的真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纪律化和公共化倾向。不仅审美文化活动的时空遭到挤压、审美文化活动的方式受到严格规定，而且审美文化活动的内容也受到全面限制。但是在权力的空隙之处，仍有审美文化透露出自由与个性的流风余韵，见证着人性的顽强不屈。     

时尚与永恒

当前 ,在文学艺术界 ,追求时尚已经泛滥成灾 ,成为浮躁社会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尚所关联的是公众审美心理的表层 ,它不但与媒体和商业炒作紧相伴随 ,而且 ,归根结蒂是与功利及金钱、与拜金主义互为表里的。文学艺术领域中追求时尚的极端表现便是“新奇崇拜” ,这种东西与我们所珍视的“创新”完全不能划等号。文学艺术从本体上来说 ,需要的是对永恒的执着追求。“时代精神”就是一种“永恒”。文艺所要追求的“永恒” ,就是公众的深层心理。追求永恒必然与浮躁无缘 ,倒是与“沉潜”有关。它要求不去迎合时尚 ,只有这样才更能贴近生活 ,更能与自己“时代中不断发酵着的”时代精神“有着许多暗合”     

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

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论述中,公共与私人既是政治空间的概念,又是政治价值的辞藻。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中,人们常常看重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其实,维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巧妙的均势状态,才是现代政治社会支撑起公共空间最重要的事务。公共化的危险在于,私密空间的彻底公共化,将公共的价值作为侵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从而使公共变异为专制的手段;私密化的危害在于,沉浸在私密空间中的人,彻底拒绝担当公共责任,从而使政治社会丧失了存在依据,也会因此有利于个人专断。只有维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才足以有效捍卫公正公平的民主宪政状态,进而有力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