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昌龄的“三境说”

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说”,具体内容包括“物境”、“情境”、“意境”,其中的“意境”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理论范畴。王昌龄是用“意境”来概括诗歌的第一人,具有首创之功。     

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

学界关于唐人王昌龄的"意境"说,一向歧义互见,争论不断.本文试从佛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所谓"诗有三境",指诗有三种审美心灵品格与境界.从佛教美学角度分析,所谓"物境"、"情境",仅"物累"、"情累"而已.惟有"意境"作为"真"境,才是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之空灵的一种"元美"境界,在本体上,"意境"趋转于空与无之际.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说“意境”

"境"的观念来自佛教。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已有"境"的概念出现,其评嵇康、阮籍诗,曰"境玄意淡"。唐代诗论家借用"境"的观念更提出论诗的一些新思想,如王昌龄《诗格》与皎然《诗议》《诗式》中频繁谈到"境""境界""缘境""取境""造境"一类概念,吹起一股新鲜的诗论之风。唐宋的一些诗论家还触及"意境"的另外的特点:象外之旨、境生于象外、言有尽意无穷。晚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是其代表。     

凝心用思，精练意魄——王昌龄《诗格》“论文意”辨析

王昌龄在《诗格》“论文意”一篇中重点论述了诗歌的用意构思,他强调要“凝心用思”“精练意魄”,认为“意高则格高”,这是其论文意的逻辑起点和总纲,他还阐述了“意”的内容、产生条件以及具体的运转规则。“意”是王昌龄论境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初唐诗格对声律对仗等诗体规范作出大量论述之后,王昌龄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境思上来。如何通过构思,寻求内涵丰富和境界高妙的文章主旨（意）,是其“论文意”的重点所在。     

王国维“意境”说我见

“意境”,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审美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过程。王国维,则是这一概念内涵明确化和规范化的集大成者。他对“意境”的内涵把握及对具体作品的审美分析评价中关于“意境”的探究,表现出他对“意境”的认识,突破了前人,达到了一个高层次。唐代王昌龄《诗格》称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可算是最早在诗论专著中提出“意境”这个概念的。但这里的“意境”并非一个独立的专门术语,其与“物境”、“情境”相提并论,便可知王昌龄心目中的“意境”,与今天作为文学批评特定审美概念的“意境”内涵不尽相同,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意境”,实际上是包容着“物境”和“情境”的。王昌龄的“意境”说,应该是中国古代“意境”说的滥觞。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龙城飞将”考释

“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一诗。全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是盛唐写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他最擅长于以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写诗,赢得当时“诗家天子”(一作“诗家夫子”)之称号。有唐一代,只有李白的七绝堪与之伯仲。卢世璀《紫房馀论》说:“天生太白,少伯(昌龄字)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昌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凝重的语言,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意旨遥深,尺幅千里,蕴味无穷。他的这首《出塞》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皎然与禅

皎然的诗多禅意,可总结为不嗜浮名薄利,深谙无言而道合之理,探寻幽远、空寂闲静之境。他的诗论,谈及的意、境、情、景、象涉及到了间境问题,其理论思想,多来自佛教,对后代以禅论诗有重要的启示。皎然的“复古通变论”也有与佛学思想相关的地方。     

意境的模糊性

一、揭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奥秘的一把钥匙 意境,是我国诗歌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从王昌龄在《诗格》中明确提出“物境”、“情境”、“意境”的“三境”说,到王国维倡导的近代意境理论,人们对意境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建国以后,对意境理论的研究和阐发也不断发展,从1957年李泽厚发表《“意境”杂谈》开始,到近年间发表的不下数十篇专论,意境理论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在这些论著中,贯串着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把意境分解为“意”和“境”,即主客观两个方面,认为“意境”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     

欣赏诗歌的意境美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古典诗歌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学习古代文学 ,分析和掌握优秀的古典诗歌作品 ,会加深我们的文学修养 ,丰富美感 ,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那么 ,怎样欣赏诗歌的意境美呢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术语。《老子》“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庄子》“天地有大美不言”等艺术思想 ,其追求弦外之音 ,像外之意的美学特征 ,已与今之“意境”内涵相近。意境一语最早出自托名王昌龄所撰《诗格》。王昌龄提出诗有物境、情境、意境三境 ,意境意味着“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 ,则得其真矣”。这主要是指诗歌艺术形象所表现的内心感受 ,体…     

解读王之焕的《凉州词》

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首绝句,在历代诗话中有极高的评价,有的甚至将之列入“压卷”之作。《唐诗别裁》说:“李于鳞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元美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王渔洋则曰: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四章之右者矣。”压卷,就是最好,这个说法,有点绝对化,如果排除了这绝对的因素,说它是唐诗绝句中第一流的作品,应该是肯定的。自从这首诗写成以来,不但诗评家们一致叫…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和“闺”: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兼论王昌龄的家国守望情怀

“关”和“闺”或者与二者相关的物象、意象大量而密集地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王昌龄的边塞诗、闺怨诗甚至羁旅赠别诗中,两类意象不仅体现了王昌龄诗的风格,更成了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两种情结也并非互相孤立无关,而是在矛盾中紧密伴随的,共同凝结了王昌龄的守望情怀,前者守望国家、民族,后者守望家园、情爱。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王维的“无我之境”还是大历诗歌的“有我之境”,都是佛教心性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因此,深入研究佛教心性论,对理解古典诗歌的深邃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含蓄蕴藉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初探

“七绝圣手”王昌龄现存诗歌 170余首 ,尤其是他的七言绝句 ,令后人推崇备至。明代杨升庵称 :“龙标绝句无一篇不佳。”其中以宫怨为题材的诗作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创作的独特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这样评价他的宫怨诗 :“深情幽怨 ,意旨微茫 ,令人测之无端 ,玩之无尽 ,谓之唐人《骚》语可。”王昌龄缠绵细腻、婉转委曲的宫怨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成功的。王昌龄的宫怨诗 ,洗尽了南朝宫体诗的铅华 ,绝无浮靡轻艳的色情成分。他不是庸俗低级地描写女色 ,而是以含蓄蕴藉的手法 ,深刻揭露宫廷生活的黑暗 ,反映被…     

山谷诗的理趣

古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说诗之妙谛也,而未足以尽诗之境。……学问理解,非徒无妨于诗,作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 ——清·方贞观《辍耕录》     

以诗说仁:马一浮释“仁”的独特路径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儒学史上相关解释甚多。马一浮提出“《诗》教本仁”“《诗》教主仁”,从而把“诗”和“仁”绾合在一起,在仁学史上开辟出一条“以诗说仁”的独特道路。马一浮“以诗说仁”,既在原理层面通过诗之“感”的特性抽象地阐说“识仁”“体仁”的工夫次第,又在实践层面通过作诗、解诗具体地感发人心之“仁”,实现了理学与经学、儒学与佛教、中国与西方等多重维度的融通,彰显了一条以“《诗》学”通达“仁学”的学术路径,在学科上联结了文学和哲学,在义理上彰显了中国哲学“诗”的教化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文化上开显了仁体活泼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