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政府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全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我国理论界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和角度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做了大量有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文就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研究进行综合论述.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宪政制度设计视域中的政府转型——权力制约与行使的路径

宪政制度设计思想为规范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制度设计思路。从宪政制度设计思想出发，思考政府转型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常有两条进路：一是通过规范分权来规范政府权力，使政府超越于市场与社会，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二是调整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权利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从而防止政府权力变异，促使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如何使公民能够有序地利用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许多问题,今后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哲学思考

公共政策制定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系统的经常性活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以公意为价值取向、以政治权力为基本依托,以政治秩序为最终归宿,才能建立起人民期待的公平、公正、有效的公共政策,从而进一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公共政策组织观新说

公共政策组织是全部公共政策活动的物质载体。新公共政策组织观是在吸取传统政治学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组织理论的优点 ,克服它们缺点基础上形成的。它认为 ,公共政策组织是以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及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为目标 ,以公共权力关系为纽带 ,以领导和群众关系为基础的公共组织系统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确保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应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努力创造出既与世界文明潮流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论题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论正义性原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追求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低效率、寻租行为以及权力市场化等现象,因此在制定相应公共政策时坚持正义性原则应是其基本价值追求.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包括分配的正义和纠正的正义.正义性原则应体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参与层、基本程序,以及代表利益诉求三方面.     

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分析——以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政策为例

随着经济学上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过渡,政策学领域也逐步引入有限理性、甚至超理性的政策理念。政策过程的供需差异是未被满足的政策需求,分为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交流的显性差异和未发生信息交流的隐性需求,其中隐性需求往往被忽视。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主要来源于信息未达的沟通盲点、缺乏良好预期的沟通断点以及外在约束造成的行为偏差。通过对政策过程的绩效损失进行数理分析和实测,提出了以下补救措施:研制政策要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政策信息要专门化;了解微观主体的行为约束,合理设定政策目标;提高政策受众的参与度,下情上达。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及模式

我国的政治发展将会更加注重政策的科学性、政策形成过程和程序的完善。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达到目标的正确行动,也是公共部门政策科学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它的价值就在于用它来分析政策,作为政策决定者考虑、选择政策时的标准。本文就从合理性与政策决定方法入手,结合国内外决策成败的事例,探讨了以完全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合理的、包容的政策决定模式。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权力观的当代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在扬弃了传统权力观基础上的新型权力观,它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公正合理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本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其核心内涵是掌权为公、执政为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诚心诚意为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奋斗。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土地产权变革的诉求: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起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该政策得以通过实施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证明该政策得以提上政策议程的合理性,并揭示其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借鉴意义,以规范、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与框架。     

民生政治运行的政府责任

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已成为党和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及施政的最高准则,民生政治已然成为新的政治理念,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政治责任,政府要以包容性发展的新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执行以民生价值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为民生政治的运行提供制度保证,推进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促进民生权实现的社会管理创新,并把民生指教纳入政府绩效考棱体系.     

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的法理思考

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公共卫生政策既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难题，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相关规定，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卫健、民政等政府部门处置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主要依据是规范性文件。该做法与域外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方式存在着差异，相关制度的设计、启动、落实在科学性、正当性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强。当前，在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这一特定殡葬领域，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尊重个体权利、提升法律制度系统性协同性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和殡葬制度，以便有效应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