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中的文学观点

我国文学发展到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文学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发展也都显示出与前不同的特色。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统治者对文学的提倡与爱好上。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事见《宋书·文帝本纪》),明显地把文学看作独立的学科。范晔编写《后汉书》也专设“文苑传”,体现了当时重视文学的观点。刘宋时的帝王大多爱好文学。他们除自己参加写作外,还把大量文人才士招致门下,     

檀道济之死与北府兵集团的衰落

檀道济是晋末刘宋初的名将，能征善战。他以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为刘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成长为刘宋政权的支撑力量——刘宋兵集团的领袖人物。由于宋文帝对北府兵集团力量的猜忌以及檀道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导致其最终被无罪冤杀。他的死标志着北府兵集团乃至刘宋王朝力量的衰落。     

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宋文帝在位的三十年,与多个少数民族互动频繁,总结其民族关系思想,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1."划河而治"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处理汉族刘宋与鲜卑北魏关系的核心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文帝与北魏发生数次战争,宋多战败,影响深远;2."以夷制夷"思想,这一思想是宋文帝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浪费掉了很多北伐机会,反而使北魏坐大;3.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思想,目的是想拉拢处于中间势力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抗衡北魏,但收效比较小,因为随着北魏实力的膨胀,这些少数民族逐渐依附于北魏.纵观这三十年,北强南弱的局势由此奠定.     

文学的民族性的模糊性

文学的民族性理论是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文学的民族性历来被认为是文学的基本属性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扩大,人类文学领域随之也出现了许多难以用文学的民族性理论来概括和把握的创作现象.在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客体以及文学创作的形式等问题上,分别交叉出现了许多模糊的现象和特点.本文就此略作阐述,以期引玉.     

论干谒之风与唐代文学的新变

唐代文学的新变与当时盛行的文人干谒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文学昂扬进取的情感基调、文人群体的壮大和文学素养的提升、文体的全面繁荣，以及一代文学内部的文体文风变革、文学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等等，无一不与唐代文人所依赖和热衷的干谒活动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葩——清代前期天津地区僧俗文学雅集活动

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培养,天津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发展,到清代前期,天津地区普遍出现僧俗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学雅集活动的现象,僧包括和尚与道士,俗主要表现为文人,他们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以各种形式聚集,促进了当时天津僧俗文化的发展,是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文主要探讨了僧俗雅集的三种形式以及活动背后的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并对僧俗结成诗社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展现当时天津地区文化繁荣的一面。     

宋文帝与“元嘉之治”重估

宋文帝及其"元嘉之治"不宜评价过高.宋文帝"刑德不树",大肆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旧部与姻戚,给当时政局造成消极影响.宋文帝"穷兵黩武",对人民反抗斗争一味武力镇压,不自量力发动三次北伐,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他对权贵奢靡的纵容、对百姓赋役的繁重,导致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宋文帝的一系列失误致使"元嘉之治"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略论“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元嘉时期(424～453)在南朝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因其卓有成效的内政改革,取得了著名的“元嘉之治”,把刘宋的国力推向全盛;但元嘉末年北伐战争的失利,又迅速降下了这一治世的帷幕。宋文帝如此的治乱相寻,集成败于一身,令历代史家感慨不已。但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评析,本文就此略作探讨,求教于方家。一自东晋以来,皇权中衰,士族权贵垄断了军政大权。420年寒门将领刘裕代晋建宋,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趋于强化。但其在位仅三年,局势尚未稳固,这一使命落在了后继者刘义隆的肩上。当时士族阶层虽已腐朽,但仍享有特权,不断与皇权发生冲突,而皇族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     

论明清徽商及其子裔之文学贡献

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传统和特点,这为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文化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至明清时期,徽商及其子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受社会关注的时代文化群体。徽商及其子裔在文学上的贡献甚大,在引领文学风气的转趋、丰富文学创作的题材,以及推动文学创作的传播等方面均有建树。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及其子裔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恰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化事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顾瑛与玉山雅集

顾瑛,作为诗人,玉山雅集,作为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元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元诗研究领城,不应低估.元至正年间,与顾瑛交游唱和、参与玉山雅集者,多迭百人,今存诗篇,在5000首以上.顾瑛与玉山雅集研究,对元代吴中文学传承、元代文人群体形成与活动、元人著述的编辑与刊刻、元明诗的衔接与过渡.以及元明易代期间的文人生存状况与文学创作等内容,都有启示意义.     

“造新不暂停”——论王羲之兰亭雅集对金谷游宴的“临摹”

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对石崇的金谷游宴进行了形式上的模仿。这种模仿行为与魏晋士人追求雅逸的风气有关。石崇的金谷游宴带有世俗色彩,而兰亭雅集则期在精神享受,这是两者的差距。     

14世纪的中国文学

14世纪,中国基本处于全国统一的态势。中国文学呈各种文体繁荣的局面。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汉文化圈的扩大,文学中心南移至当时的江浙行省东南沿海地区。当时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汉文文学创作大量出现:小说、戏剧发展处于嬗变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文学发展中萌生新的因素、新的色彩。     

盛唐集贤学士之文学地位与影响

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文学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城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慕道用法,文学之士风光不再,集贤院也不再是文学中心,京城的文学队伍因之而变得松散。集贤学士显赫之时,上与帝王显贵游宴雅集,下与聚集于京师的各地才俊往还酬唱,促进了雅俗诗风的交融,使文学创作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于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兼备特质的形成,意义重大。集贤学士在为文方面普遍崇雅黜浮,强调气益雄浑,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非常深刻。而且,一些位居中枢的集贤学士,培养、选拔了一批文学新人,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盛唐文学的内容、风格及成因,与集贤学士的创作和影响皆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卿家虽贫”与“专学必能兴门户”——齐梁文人隶事用典的文化考察

齐梁时期,国家以文史取人,这使寒士自觉以苦读来求取入仕之径.他们为了博得入仕的机会,从而在宴会的赋诗活动中取得君王的赏识,因此抄书、编书以求博闻强记.寒人的博学刺激了士族弟子,使当时社会形成了博学的风气,其表现就是日常的隶事活动和文学创作中的用事.当时用事著名的文人中,大多是出身寒微的庶族士人.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刘宋元嘉时期的中外军体制

景平政局中,宋武帝刘裕初步建立的中外军体制迅速崩溃,刘宋皇权摇摇欲坠。以荆州方镇入主中枢的宋文帝刘义隆采取诸多措施,重建了新朝的中外军体制,并将其推臻极盛,刘宋政治也在这一时期达最佳状态,至有“元嘉之治”之誉。但由于专制皇权本身所隐含的各种矛盾无法克服,这一体制很快产生裂痕,文帝巩固中外军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通过对这一体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元嘉时期的政治。     

令狐楚简论

如何评价令狐楚 ,关涉到唐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唐代文学史上的不少重要人物 ,但其生平的诸多方面仍存有含糊不清或是非不明的遗憾。他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即深受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的推崇 ,而当今的文学史却只是在评论李商隐时才略略提及。本文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 ,力图进一步辨明令狐楚仕履中的是是非非 ,并对其文学成就作一公允的评说。     

试论陶渊明“桃花源”理想的社会根源

陶渊明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此篇写于刘宋永初年间.自唐代以来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解放以后,人们对它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不少的评论文章,但众说纷纭,其中有个令人注目的观点是:陶渊明在此篇中反映了“复古倒退”的政治倾向,甚至“是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翻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此篇崇高的思想成就与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影响了对陶渊明世界观及其整个文学创作的正确评价,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它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各个时代,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其文学内容也不同.经济基础对文学是     

论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文人干谒风气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一面,当然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干谒行为本身并不直接服务于文学的发展,而是始终以干谒者的切身利益为关注焦点,因此,为干谒而从事的文学创作就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而难以始终秉持艺术至上的原则。干谒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性的削弱、躁进的风气与文学的工具化倾向、文学的理性色彩和学术底蕴的薄弱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