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理性与神性:论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

人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是丰富与复杂的,而野性、理性与神性是人性构成的基本内涵。沈从文基于人性之真、善、美三个维度,从人性的生态和谐理念出发,反思了人性的野性、理性与神性内涵建设问题。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其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拓展了人性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建设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构建生态伦理的人性思考

生态伦理学领域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严重影响了生态伦理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进行的道德辩护的功能.从表面上看,分歧缘于两者之间存在"自然存在物是否有道德地位"的观念差异,深层则反映出两种理论都存在人性的缺失,出现了作为生态伦理哲学基础的错位问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生人性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消解现代性人性观,形成关爱自然界的人性,构建为人自身立法的新型生态伦理学.     

论管理中的绿色和谐人假设

西方管理理论伴随着对人性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进,人性假设的每一次进步相应也就建立起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人性假设的缺陷也就造成管理理论的缺陷。绿色和谐人假设是符合生态时代真理性判断要求的伦理事实判断,按绿色和谐人假设进行管理,实即按生态时代的道德原理和伦理规范来管理。绿色和谐人假设无疑是生态时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人性基础。     

伦理学何以可能?--一个人性论视角

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注定与人性具有特殊关联.而人性既不体现为单纯的自然性,也不体现为单纯的精神性,而是处于自然性与精神性(或者说物性与神性)之间.这是人性的张力结构.如果人性仅仅等同于物性,伦理学就是多余的;如果人性仅仅等同于神性,伦理学也是多余的.正是因为人性是具有物性与神性的复合结构,伦理学的诞生就具有了必然性.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魏晋玄学中人性问题探微

本文针对魏晋玄学中人性问题进行探微,细致考察了普遍性的人性与特殊性的人情、人格、人生的关系,深入探寻了人性的内涵,并就该问题提出:美学人性论使人性唯美,道德人性论使人趋善,理性人性论使人获真的人生意义。在此,人性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理性的统一。唤起更多的当代人真正地关注自然、自身、社会,重新审视、把握、改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以期达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境界。同时阐明了人性丰富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人格品味,探寻自身真正的价值,即:丰富人性是精神建设的一部分。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关于人性和管理中人性假设之间关系的思考

所有现实的学科的建立、发展都以其明确或不明确的人性假设基础出发,管理学作为社会学科中发展迅速、影响积极的显学,它与人性及其假设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和实践属性相对应,管理学形成了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以及现实人假设,以这些人性假设为基础又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理论。纵观管理思想史,管理中的人性假设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由片面到全面、由单一到丰富的理论发展过程。     

从“四端”说看伦理学的基础与方法

孟子"四端"说在儒家伦理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其中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对现代伦理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一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即人性"四端"的预设是否合理;二是"推己及人"的类推论证方法是否有效.在现代视域中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能使我们对"四端"说以及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与方法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人性冲突的全面解读

人性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着的动态结构,它是人的属性结构和人性的样态结构的统一。人性结构中的冲突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之间的冲突,人的三种属性各自内部存在的冲突,个体人性之间、群体人性之间以及个体人性、群体人性、类人性相互之间的冲突。     

科学技术伦理向度的反思

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给人类的伦理道德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前所未有的难题 ,自然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以绝对化为特征 ,忽视人的社会属性 ,忽视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这一基本事实 ,从而割裂自然与人类的内在联系。通过对观念前提的反思和对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 ,人的价值终究应在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过程中实现     

环境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进行思考,阐述了环境伦理的由来与发展,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特别注意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环境伦理教育,树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注重养成符合环境伦理的行为习惯;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环境伦理学视阈下新自然观的构建——兼论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伦理取向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传统自然观的局限性开始凸显。环境伦理学以其独特的伦理要求把人之外的自然纳入到伦理关怀中,要求人们善待自然。这种新自然观契合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核心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视域下的环境伦理考察——以中西文化差异为背景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人生问题,具体说是在"天人合一"立场上人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法天象地"为自我安放起点,先民找到了"天人相通"的可能性路径,这就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及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因此获得了仁爱道德的伦理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特质及其蕴含的"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在文化源头上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智慧虽产生于农业文明,却能为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提供合理视域。     

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美”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美的境界。文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美的特征要素及其实现途径,使人们认识到提高美学意识以保持良好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环境法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如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影响到社会和谐的诸多方面,直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文章指出,作为依法治国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法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体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严肃执法,维护环境的公平正义,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强后盾力量。     

论环境伦理与自然价值的关系

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述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其产生源于自然价值的确立。故而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并为人确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是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实质。运用自然辩证法原理系统分析、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提出当前自然价值研究的新动态。     

尊重生命 热爱自然——佛教的生态伦理观浅析

在佛教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解释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的自然观包含了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和万物皆有佛性的思想 ,蕴含了人类与万物平等、万物皆有其价值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的生命观坚持生命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认为万物共生、相互依存 ,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为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