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以上海、浙江、福建的调查为例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发掘中国社会特有的家庭结构变迁模式是理解中国家庭变动特征的关键,也是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9期的中国营养追踪调查(1989-2011)数据,利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观察我国三代直系家庭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年龄维度上婴幼儿以及老年阶段仍然拥有较高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这体现了直系家庭在抚幼和养老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时期维度上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并没有展示出显著的变化趋势。相较于时期,嵌入社会变迁中的队列趋势是三代直系家庭结构变迁更为重要的驱动力。队列的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整体上呈现出U型趋势,较老的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而幼儿队列处于直系家庭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该趋势代表了老龄群体的"去直系化"与幼儿群体的"直系化"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在私人领域,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些现代化因素仍然在促成家庭的小型化;在公共领域由于家庭职能(抚幼和养老)在向社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波折与分化,个体家庭会调整结构形态以应对不同阶段社会资源与风险的变化,从而塑造出了我国三代直系家庭结构的变迁模式。这不仅仅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与融合,更是代表了一种家庭的实用主义倾向。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理论,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在安徽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在中国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子女迁移导致老年家庭户人力资本减少、社会资本增加;但没有直接增加老年家庭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虽然子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年家庭户生计资本的水平和结构,但这种影响是以家庭结构为条件的.子女迁移拉大了与子女同住的老年家庭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弥补了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劣势,而自然资本作为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的重条件不受其子女迁移的影响.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到城转移的背景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在河南、贵州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数据,从居住方式、代际互动、生活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成年子女外出给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且在与外出子女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中并未明显获益,但通过子女外出前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

本文采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2001-2018年7期专项追踪调查数据,聚焦年龄效应构建个体增长模型,深入探究年龄视角下家庭结构转变对农村老人代际支持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代际支持策略随家庭结构而异,同时该策略会因老人年龄调节而有所调整。其中,随年龄调节,“变为独居”老人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经济支持;“一直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与其子女间情感亲密越差;“变为二代及以上同住”老人逐渐获得更多日常照料;“一直隔代同住”与“变为隔代同住”老人会得到子女更高水平经济支持,并减少照料支持提供。结果揭示了在老龄化与城市化并行推进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在农村的主体地位仍牢固,巩固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对缓解农村社会养老压力意义深远;揭示了社会应重视不同家庭结构老人的群体异质性,提倡老人接受符合其养老期待的差异化社会养老服务;揭示了孝道观念深刻根植于子女内心并不断驱使其改进代际支持策略,通过两代人的不同支持行为,利用各自优势实现需求互补,这对促进家庭代际和谐至关重要。     

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建构了农村的分家模式,通过回归分析论证了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阐述分家模式与家庭规模在历史变动、区域差异等两个维度上的内在关联。文章最后从市场消费、土地利用、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等角度对其影响做简要归纳。     

土地制度创新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控制

本文主要研究了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与计生工作的相关性,首先从定点调研社区的人地关系矛盾入手;然后,回顾了不同的土地制度对人口发展的相关性影响,重点阐述土地产权制度控制人口的工作机理,分析社区目前和未来影响土地产权制度发挥控制人口作用的因素;最后,从制度创新的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提出完善人口控制机制的建议和措施。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投入机制与产出效益的理性认识

计划生育投入是指为满足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所需要的投入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从计划生育的投入到家庭效益的产出是个有机联系的过程 ,这种效益集中体现在 :促进了农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整体上提高了计划生育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投入还存在低效误区 ,今后要抓好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转换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投入体系     

1940年代末江南地区人口与家庭的微观分析——以保甲户籍册资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留存至今的一份抗战后江南地区的保甲户籍册及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户赋册中所蕴含的人口及家庭信息，对这一时间段内该地区的人口与家庭进行了微观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如下共同点：未成年及青壮年人口占有较高的比例，呈现出一种增长型的年龄结构；总体性别比很低；简单家庭是最主要的家庭类型，主干家庭是次主要的家庭类型：男女都普遍结婚。但在职业及教育程度上各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异。     

关于计划生育干部培训形式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新阶段 ,要求全面提高计划生育干部素质 ,教育培训工作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本文探讨了原有培训形式存在的问题和今后计划生育干部培训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

本文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在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是少数民族自身繁荣进步的需要,以及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Family Migration Pattern in China

Do an increase in ag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cate that fluctuations in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ave produced a qualitative change？ What is a qualitative change and what is a quantitative change＇？ Here we propose a new concept of Shadow Population,then establish a new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finally present a typical five stag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type transition model. The model simulation shows that all world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adult stage and that population ageing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quantitative change. However, sustained low fertility will lead to a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ageing population. The current pressure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adult stage placed on the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shows that this system is truly not retirement age and Long-term stability in a sustainable system,Gradually raising the replacement fertility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lemma presented by future population ageing in low fertility regions or cotlntries,but the latter is more urgent.     

西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本文通过对西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分析,阐述了针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如何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