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余英时学术传承管窥--以中西文化观为例

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都是史学界的翘楚,余英时不仅是钱穆的高足,更谓他的嫡传,他们都是"通史之家".本文以中西文化观为视角,阐述了他们对文化的总体看法,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对中西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从而凸显二人薪火相传的学术传承的轨迹.     

文化的传授、学习和反思——略评杜维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

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双重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精神——论钱穆的文学思想

钱穆的研究从中国的经、史、子、集出发,深入到文学研究.由于他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双重视野下进行,由此来阐发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从而能够发掘出中国文学精神的精髓和与西方不同的地方.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理清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钱穆中西文化观与学术思维的形成

在20世纪文化学者中,钱穆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国学大师,他所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之路,作为转型期学人,他既终身致力于国学研究,又特具现代思维,得以洞开的心灵与宽广的学术胸襟,广纳中西文化的精华,他的学术理路,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动态"的文化观念.对待中西文化,他主张重整体、探精微、观互动、尚兼容,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去寻找中西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途径,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审视人类文化共性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民族文化的学术地位,在其笔下,所创造的是一种超越一般国学大师的文化立场与狭隘学术视野的现代文化语境,这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20世纪的学术奇观.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实践为体 文化为用——对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解读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实践为体,以中西文化为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关系的新解读。以"体用之辨"为线,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做了历史回顾,对文化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作了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新阐释。     

"秦学"研究的地缘文化学基础--兼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过份凸现阶级斗争的侧度 ,完全否定地缘因素在人类社会和地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并非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明确承认地缘因素在地域社会及文化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远因 ,陕西岐周与古希腊爱琴海岸地缘条件十分不同 ,堪为一例。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东西”、“南北”模式 ,也根源于中国特有的地缘条件 ,它是中国任何地域文化研究都不能不注目的两大模式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学校事故中的学校与学生关系

学校事故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规范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一种监护关系,也不是一种准行政关系,更不是一种可以大而化之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因学校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且不排除学校和学生或其监护人的合法约定。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