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统合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 ,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将公共政策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一门学科 ,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为了推动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 ,本刊约请了省内外几位学者围绕着公共政策执行的重大意义、公共政策执行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因素、公共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统合、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政策以及西方政策执行研究运动等论题进行了专题笔谈。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论公共行政中独立人格的生成

人的人格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必然是属于依附型的;而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应当是属于独立型的.但是,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一些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依附人格.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不一致的.所以,需要分析这些领域中依附人格存在的基础,并寻找消除依附人格的出路.公共行政的领域就是人的独立人格尚未生成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公共行政的领域是一个非交换的领域,交换关系前提下的独立人格在这个领域中很难得到响应.而且,也由于这个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依然属于统治和管理型式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必然会要求人的依附与之相伴随.公共行政领域中独立人格的出现有赖于行政体系性质的根本改变.     

论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

政府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 ,这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类发明出政府的直接目的也恰恰是在政府身上寄托了社会秩序供给的期望。当然 ,社会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内生的“自然秩序” ,特别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关系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形态。但是 ,实践证明 ,社会中的自然秩序也必须得到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 ,即专制集权型的、法律制度化的和伦理道德化的。单纯的专制集权型的和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都是虚假的秩序 ,只有在法律制度基础上以政府自身充分道德化为前提的社会秩序供给才是健全和完善的。所以 ,在现代社会 ,提出政府自身的道德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是时代的要求。     

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公共行政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公共行政的研究更多地去致力于理论创新,而不是满足于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技术性方案的探讨.当然,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创造性任务,它需要从现实出发.但是,现实是多面相和多层面的,从哪些现实出发就需要公共行政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来提供支持.从理论自身来看,在整个工业社会的理论范式中,"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去承担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从对"经济人"概念的反思入手.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

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它的制度环境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作出制度安排，对整个行政模式、行政体制进行整体重新建构。制度安排的底蕴就是规范的供给，一方面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规范；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行为和公共政策供给也是规范的。而一切规范的根据就是政府的公共性，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性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行政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公开化和依法行政又是公正性的必要保障。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是制度供给。在政府的实践运作层面上的制度供给主要表现为坚持利益导向；定位于为人民服务；廉价、廉洁、高效；保证自由秩序；提高政府能力。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兴衰史

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表现为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转型.但在近代历史上,这种转型是很不彻底的,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激烈的较量之中.19世纪晚期以前是身份共同体不断解体的历史,是共同生活不断让位于公共生活的历史.19世纪晚期开始,官僚制组织迅速兴起并逐渐支配了社会与国家,进而导致了共同生活的复辟,使公共生活走向衰落.组织是公共生活衰落的根源,但社会的组织化又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合作制组织,并通过合作制组织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来重建健全的公共生活.     

行政道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建设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道德建设又需要以行政道德为楔入点。当前，行政道德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因为行政人员普遍的道德状况是行政体系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时，行政道德具有巨大的辐射功能，行政官员的腐败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以另一种形式效法，而行政体系的道德化则会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抓住行政道德这个突破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