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文化哲学: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以解决同时代萦绕人类心灵的最深层的问题为祈向,都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内在的本质。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明确宣布: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正标志着人类将以一种具有高度普同性的崭新文化心态走向21世纪。     

"一位擎着火炬的侍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中的三大问题与九大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这三大问题时需要处理好九大关系。一是如何解决近代思想史的独立的学科属性问题,这就必须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既要从各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确定其严格的学科分野,又要兼顾其互动关系;二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把历史分析与价值分析建立在价值中立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三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问题,合理解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从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纳一切合乎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合理思想因素。     

卫拉特蒙古人民贡献于世界文化的瑰宝——读《江格尔》史诗选译本

在我国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学园地里,史诗这支宏伟而古朴、秀逸而纯真,磅礴而瑰丽的奇葩,显得更为光彩夺目。在这个史诗的王国里,北方游牧民族孕育出的所谓“三大史诗”,其中就有诞生并流传于西蒙古的《江格尔》这一鸿篇巨帙。这类史诗至今仍然经久不衰地流传在人民中间,它的整理和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空白,而且也确定了它自身在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史上应有的显著地位。由于其     

软件革命与开放社会

开放软件领域中的技术活动,其实质是一个社会工程,它触及了开放社会的核心,映现出公开的智力资源以及非人际化的、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巨大作用。在信息时代,随着经济复杂性的日益突出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资本和内在化的非正式规范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复杂的活动需要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

0.1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蔡美彪先生的大作《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和“扬州出土的元代圆牌”从牌符类型上;从语言文字上作了辨析和考释。关于“兰州圆牌”,因为郝苏民曾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过《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一文,对“兰州发现的银字圆牌”的八思巴文作过释读的尝试,故无赘述必要。而蔡先生关于“扬州出土的元代圆     

灵魂象征物的文化解析——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中心

概而观之,民间信仰是以形象可观的物质表征为中介来传递神秘的宗教意蕴的,而灵魂象征物正是原始灵魂观的物态化表征。本文依凭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哲学家之经典论断,择取西南少数民族原始灵魂观为所论视角,立足于灵魂象征物萌生的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对纷纭繁复的原始灵魂象征物进行爬梳、辨类,将其分为原生单一型、原生混合型、次生型三类,并剖视其内在的文化嬗变。在此基础上,探寻灵魂象征物产生的原始心理机制,洞见蕴含其中的初民之生命观和宇宙观,以把握民间精神文化的基本特征。     

观众、读者是“上帝”?

近年有人提出这么个“信条”:“观众是上帝,读者是上帝”。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错误的。 “观众、读者是上帝”这个话,据说是从日本人的“顾客是上帝”的口号演化而来。可应当知道,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需求和物质需求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文艺创作、演出不能一味地投观众、读者所好。这中间有一个摆正文艺、文化工作者位置的问题,尊重观众和读者是一回事,但决不能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我们要尊重自己,认识自己应是为朋友、知音贡献好的精神食粮的“灵魂工程师”,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对把观众、读者当“上帝”     

顾炎武史学思想新探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中国史学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反对神化《六经》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六经皆史”的命题做了具体论证,试图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经史合一的历史科学;他反对以政治伦理的原则凌驾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上,赋予实事求是原则以价值中立的本质属性,努力为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奠定方法论基础;他不再以宋儒的天理史观来解释历史,而是以通观全部历史进程的眼光去深究其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论史卓识。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