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分而不散的农民家庭

本文以云南省弥村四个农民家庭为例,分析了农民家庭“分而不散”的现象,进而回应“何以为家”的问题,在经验层面对家庭结构固定化的划分和家庭边界进行反思和拓展。研究发现,变化万千的家庭形态只是顺应社会变迁的方式,即当下的家庭形态是“权宜之计”。一旦农民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家庭内部情境或外部条件的突变迫使具有责任的家庭成员在个人生活与经济功能的维度上妥协与改变,矛盾解决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与家庭关系重新调试以达至新的平衡的过程。本文认为,家庭纵向主轴结构的存续和兴旺始终是目的,构成每个家庭成员最为根本的行动逻辑,这是将农民家庭凝聚在一起而“不散”的力量;而在当前城乡关系下,分散的家庭形态是农民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家庭的核心意涵驱动了家庭形态上的分散,而家庭责任伦理跨越空间对分散在各地的家庭成员产生约束性力量。     

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分别回顾并比较分析布洛维和华尔德关于“制造认同”的理论模式;然后介绍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作者把这些基本经验称之为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再后分别从资方和劳方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之所以可行的主要原因;最后探讨这种模式所隐藏的两个主要问题。     

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公营工厂逐渐在边区兴起。为了提高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并维持公营工厂内部良好的劳动秩序,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中央等有关决策者创造性地对公营工厂的劳动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改造活动。随着这些改造活动的推行,一种主要用于规范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态度以及公营工厂内部党组织、行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新的劳动伦理被逐渐构建起来。由于构建这种新的劳动伦理的逻辑起点是把工人的劳动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动,故本文把这种新的劳动伦理命名为"革命的劳动伦理"。以"赵占魁运动"为考察的中心,本文系统地探讨了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是如何被构建而兴起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科学立法的总要求与具体路径

科学立法首先要符合一个总要求,这就是将自然法的精神有机地融入实在法之中,让实在法始终置于自然法"光辉"的"照耀"之下,这样的立法才能满足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需要,才真正称得上科学。为此,须了解什么是自然法与自然法的精神,什么是实在法,如何将自然法精神有机地融合进实在法,这是总要求的核心与重点。现代立法通常有三种途径:一是对传统法律的继承与创新,二是西方法律的移植与本土化,三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总结包括政策条例、地方法规、民俗习惯、司法解释等的适用反馈。每一条路径的运作都需要有高超的艺术与智慧才能达到科学的要求。     

助力社区矫正回归本质

社区矫正一直存在着双重属性之争,刑法学者强调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主张法制化力量主导社区矫正,而社会工作学者则强调社区矫正是一个再社会化的罪犯改造过程,是一项法定授权的社会服务.实际上,学科争论的背后是对犯罪改造的态度、有效手段和目的的争议.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