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2005年初,我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进行了一项创刊二十年的学术史研究,包括文、史、哲、经济、社会、法学等各科,成就论文数篇,蒙《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先生抬爱,选发了三篇放在他主持的学术史研究专栏里。不曾想,这种集体研究的喜悦久久不散,直至使我们萌生了研究《读书》的计划。这个想法一俟师力斌君提出,立刻得到艾佳慧、张春田、李雪诸君的大力支持。与其等米下锅,何如自己动手?也仗着我们人多势众,各学科人手齐全,于06年暑假即开始了这项多少带点儿戏的计划。事后证明,这个游戏一点也不轻松,尤其是随着出刊时间的临近,以及那似乎是越来越多的文章,愈有些捉襟见肘。掉队时有发生,信心几经动摇,有同仁甚至提出了这样的怀疑研究到底能坚持多久?好在留下来的人谁也不好意思当逃兵,都咬牙坚持。令人鼓舞的是,中途,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黄琪轩、钟城、中文系的陈振中等君慷慨加盟,后琪轩君又拉了清华大学的方力维和南开大学的陈小鼎入伙,使队伍增至十二人,场面颇有些壮观。组稿实属不易,有时等于逼稿,作为中后期课题负责人的李雪君最有体会,但其中乐趣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管怎样,年底前终于完成了这一不算课题的课题,令大家欣喜。学术是寂寞的,但并不孤独。北大同学近年来在学术上,颇有些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味道,同班、同门甚至同室不相往来者并非少数。合伙吃饭是常事,合作的学术鲜有。此番本刊同仁及几位编外好友同做"《读书》研究"正是对此而发。此次研究,最初想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读书》来一个多学科会诊,后来发现,《读书》排斥学科划分,面对许多文章,单学科根本无法下手,而以问题切入,反倒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的文章大多面目模糊的原因。九篇之中,艾佳慧、李雪、郗戈、薛刚、刘念、高慧芳、陈振中诸君的文章,都是单干,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是黄琪轩、钟城、方力维和陈小鼎四位名符其实的合作,黄君是此次项目唯一的包工头。四人合写一篇,并非水平有问题,实在是版面有限,被编辑部限定字数而致。师力斌君的导言,也只能是一个挂一漏万、勉强充数的篇什,作篇感想倒更合适些,他本来想在文学方面进行一个大的研究,但材料太多,只好放弃。面对出诸已手的文字,我们不敢奢望什么成果和学术水平,只敢将它看成一次学术拉练,希望以此摸索一下学术史的套路。无论水平怎样,赤膊上阵的快感毕竟比跟在同学身后催稿要多些。如能得到方家的指点,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     

唐代的七言排律

唐代七言排律是七言歌行分化的结果,杜甫和元白诗派在其演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代七言排律处于弱势的原因众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与其它七言诗体的竞争过程中缺乏独立的功能。酬赠是唐代七言排律的主要功能。一些体物工细、形象丰富、章法精妙的七言排律,同样具有一定文学价值。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麻扎、信仰与反现代性——论刘亮程《凿空》中的边疆乡土叙事

刘亮程的《凿空》以地处南疆的阿不旦村为原点,从具有神圣意味的“麻扎”切入,在展现新疆日常生活的同时书写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伊斯兰文明.作品使用“凿空”作为标题,意在重新观察和探讨今日南疆的现状,勾勒出该地区所面临的经济、文化、民族认同等多方面的冲击.其有关动物的大量书写反映了阿不旦村人由现代性所引发的焦虑感及作者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凿空》用悠长舒缓的抒情性文字,开启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同时也开拓出边疆乡土叙事的新领域.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张华“二俊”说与陆机的悲剧命运

张华推举陆机、陆云兄弟为"二俊",既是对吴郡陆氏家族文学与学术的肯定,又有着现实的政治谋虑,即试图通过延揽孙吴俊才而安抚江南人心。中朝人士拥有胜利者的优越感,对亡国吴士颇为鄙夷和嘲讽。陆机试图扭转这种偏见,因此当众称美故乡,又不肯听从顾荣、戴若思等人的规劝,执意卷入晋室纷争,试图通过匡世济难来证明吴郡陆氏的军事才能。孙吴亡国的耻辱和挽回家族声誉的努力,并试图去证明吴国灭亡非士人之过,这是陆机悲剧的心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