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寓言与“叙述”的后现代———从余华的小说《兄弟》说起简

看过小说《兄弟》（余华）的读者,大概很少无动于衷于小说中夸张、滑稽、搞笑的场面描写以及放肆的语言暴力,而对于许多严肃的批评家或那些对余华有所期待的读者,则可能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却是,越是专业的批评和善意的讽刺,越是促成了小说销量的直线飚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文学语言与当下汉语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越来越偏离文学语言,主要表现为网络语言、“符号化”的翻译词、口语和方言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再加上不正确地复活已经废弃的文言词语,现代汉语品质明显下降。现代汉语应该重回文学语言的传统和标准,应该规范化,重回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双向运动。语言学研究和词典编纂都应该以文学作品为语料和语库。词典编纂不能“见词就录”,而应该让那些低俗的、粗鄙的词语自生自灭。现代汉语的纯洁与健康需要所有写作者的自觉维护与遵守,也是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义务。     

戊戌维新派的“学会”思想探析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组织的戊戌学会担负着社会学术和社会政治双重功能。它的产生 ,既是清末社会现实实践需要 ,也是受近代西方文明启示的结果 ,当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定影响。从性质和作用上分析 ,戊戌学会既是 1 9世纪末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活动和改造中国政治运动的制度性工具 ,也是 1 9世纪末中国基本学术思想、一般生活方式或社会风俗的革新改良运动的制度性工具。     

现代社团文学格局的"张力场"与文风互动

现代社团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除了受我们所熟知的时代、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学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社团与社团之间由论争、制衡所形成的"张力场"的影响。总结现代社团文学格局的"张力场"及其相应的文风互动模式,对于揭示现代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长期遭受误解的一桩现代文学史公案

现代文学史论著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缘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峙,这其实是一个重大误解。文学研究会的初衷在于建立“著作工会”,所以它明确宣称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两不偏袒。这种网罗天下的姿态使得它迅速壮大并居于新文坛的中心,给“后来者”创造社的崛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对于“为人生”与“为艺术”本无偏见的创造社,为了自身崛起的需要,只能采取“挑战”姿态,不得不对作为“著作工会”的文学研究会一切从文坛需要出发的“功利化”倾向进行抨击。因此,“为人生”与“为艺术”并不是双方之争的根源,相反,由于论战的需要,反而造成了文学研究会的眼光变得更加“现实”而创造社则进一步偏向于“浪漫”激情。     

论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

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试图通过对沈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作较为全面的梳理、概括和分析,以肯定其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创作趋于平庸.     

“阐释”多元性的转向——论《反对阐释》对传统批评观的颠覆性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论文集《反对阐释》,对传统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根本的颠覆,反对旨在挖掘深层意义的传统批评理论,反对理性主义至上的观念,提倡艺术批评的多元化,寻求感性去体验艺术作品。"反对阐释"的颠覆性新观点,对今天的文艺批评仍然极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史铁生创作中的爱与性

史铁生是当代文坛中的一个独特存在,无论是对"自我"的拷问,人本困境的探索,还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究,都达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而对爱与性的思考和探索也成为其创作中熠熠生彩的部分,给人温情,予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