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气候伦理儒家原则的经济学阐释——基于博弈论的角度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性问题,很多学者已将其追溯到伦理学层面.系统梳理儒家哲学的自然观和气候伦理原则,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儒家哲学以"和为贵""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的气候伦理原则进行了经济学阐释.依据气候品生产技术差异划分国际成员,在非合作博弈中能够实现"明分使群"的伦理思想,但均衡结果不满足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将导致各国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并呈现相似且较低的技术水平.在基于"和"伦理拓展的合作匹配博弈中,通过合理设置匹配计划能够解决该问题,同时实现"明分使群"和公平正义两个原则.最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能充分发挥优势,各国均实现福利帕累托改进,公平正义得到切实保障,技术进步、福利提升和气候改善形成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有机统一体.     

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魏源“别开阃域”的公羊学

魏源以“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为职志,以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对公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的“三世”说虽有背于公羊“三世”的传统说法,但其中“拨乱反治”的追求与历史进化的观念却与公羊“三世”说是一致的。他的“三统”说注重制度的“因革损益”,注重对不同制度与文化的吸收,主张学习西方制度。他在夷夏观上提出夷狄不仅可以进于诸夏而且可超越诸夏,更主张不以夷狄视西方。他的“大一统”说没有了“尊王”之义,而是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向往环球一家、万国同吭。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