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股价崩盘风险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相关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股价崩盘风险升高时,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都更低;第二,股价崩盘风险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渠道而非代理冲突渠道来影响企业的现金股...     

关于魏晋参录尚书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二人或超过二人参录尚书事的制度。参录尚书事的人,彼此之间并无分工,而是对尚书事务共同负责。多人参录制,较之一人单录制,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凝聚更多的智慧,加强尚书事务的处理能力;二是能够形成尚书省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专权独断的局面。正是参录制度的两个制度优势,加上皇权有时式微的机缘因素,使得魏晋比十六国和南朝都更加盛行参录尚书事现象。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宏观经济因素与财产类犯罪的相关性——基于1986~2010年的数据

财产类犯罪是所有犯罪类别中所占比重最高的犯罪类型,探讨财产类犯罪变迁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法律年鉴》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分配状况、通货膨胀、失业率以及城市化率等宏观经济因素会影响犯罪数量的变化。社会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水平对我国财产类犯罪数量的变迁具有显著影响作用,降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水平不失成为一种控制我国财产类犯罪数量的新途径。     

先秦道家论礼之起源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遗风为蓝本而构建成的,比儒家的更远古,其对礼起源时间的追溯,也就更加遥远,《鹖冠子》关于礼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天地初立的泰上成鸠时期。与儒家的礼本于人情和本于历史说不同,道家认为礼产生于对人类各种欲望的节制,这与法家的看法相似,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道家从对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具有消极作用;而法家从现实功利性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有效遏制了纷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互联网平台分级监管的法理逻辑与路径完善——基于欧盟《数字服务法》的比较观察

数字经济时代,包容审慎监管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体到互联网平台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理念所体现的比例原则内涵,要求立法者在具体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不同互联网平台间的差异并区分配置合理的义务体系。在比较法视野下,欧盟《数字服务法》创造性依平台用户规模差异,配置梯度式平台义务和监管责任体系,实现风险防范目标下比例原则的精细制度安排。比较而言,我国平台分级监管初现雏形,实体与程序规定设置对平台监管目标实现仍存在距离,强分类分级监管理念与弱治理规范设计的格局尚未打破。从算法透明与数据报送两个方面课以超大型平台额外的勤勉义务,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完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定,有利于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有力监管的关系,实现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监管的良好互动。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善治视域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探析

政府回应能力是善治政府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善治程度的重要标准。基于善治的理论视角,从回应过程、内容、效果、时间、方式等方面阐释了政府回应能力的应然表征,对近年来我国政府回应能力的实然缺失及其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主张通过树立新公共服务理念、强化政府回应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快电子政府建设等措施予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吉登斯论现代国家——兼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将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称为阶级分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与它不同的阶级社会。现代国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在与领土权的结合中行使主权和行政垄断权,实现了将暴力手段驱逐出劳动契约领域,建立在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多元政治,极权主义潜伏于其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缺乏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预见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忽视了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吉登斯用反对“化约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国家阶级本质论,必然削弱马克思国家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