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桑哥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家,对于元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的记载都比较详尽,但是侧重点和对于桑哥历史地位的界定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可以得知桑哥其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一方面,他的施政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保障了元初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他提高税收、个人生活奢靡腐化,不利于元初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     

为 文 化 赋 形——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公赏力探源

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公赏质源于以中华文化精神为底蕴呈现古典中国的物质幻像、人物幻像和诗意幻像。理想主义精神给电视剧灌注了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质和优柔的审美风格,电视剧与原著构成了相互借力、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获得了持续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     

《反美阴谋》中犹太人物命运的符号学矩阵建构

本文借助符号学矩阵的建构,将《反美阴谋》中"幸存"和"屠杀"的二元对立拓展为四元,梳理主要犹太人物命运走向。小说更为深湛的主题意蕴得到揭示:罗斯通过这部小说透射出对历史潜在可能性的思考,探讨反犹主义对美国犹太人造成的巨大创伤,呼吁美国犹太人坚守正确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     

解读《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

美国本土裔作家琳达·霍根的代表作《卑劣的灵魂》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揭露了美国白人的环境非正义行为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通过讲述各种环境种族主义行为及其印第安人与此反抗的各种措施,霍根积极地为印第安群体发声,呼吁并寻求环境和社会正义。     

《仁王经》“伪经说”驳议——以隋唐前期三种译本的流通情形为中心

通过对于智顗、吉藏、圆测、良贲等人所撰述《仁王经疏》的仔细检索分析,发现了智顗在宣讲《仁王般若经》时同时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仁王般若经》译本,而且真谛三藏所撰述的《仁王般若经本记》直到良贲时期仍然在流通。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真谛翻译《仁王经》的说法也是正确的。由此证明,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确实翻译过《仁王般若经》。也同时证明,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记载是可靠的。     

文化寻根与流散叙事——论阿来的小说创作

自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以来,阿来就成为当代文坛备受关注的少数民族作家。从部落历史到集体记忆再到民间精神,他不断地在汉藏文化的夹缝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寻找这一地带的文化之根,并形成了一种流散叙事的视角。作家以文化反思的眼光打量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影响,并力图从历史溯源、普世写作与语言沟通的维度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他的藏汉混杂身份、他的流散叙事的双重视角似乎与他的寻根之旅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阻碍了其作品开掘的深度,从而不得不面对来自两种强大文化的质疑。     

非指喻非指：《庄子·齐物论》中的证伪逻辑和认识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证伪逻辑的论证,指出了公孙龙《指物论》《白马论》中论证逻辑的缺陷,还反驳了名家的"坚白之辩"和"名实之辩"。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对名家的世界图景的建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通过分析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概念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的悖论;最后,庄子论证了"知通为一"以达"天籁"的认识论理想。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