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审视及其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和实质是创造实现社会和谐的现实的有利条件.但人们的创造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儒家核心价值观丰富的和谐内涵对创造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具有巨大的作用.对其进行审视和梳理,发掘其中的古今通理,以发挥其在促进社会和谐中重要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的宪政基础

我国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立基于对改革的宪政基础的准确认识。在准确把握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宪政基础在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尊重与落实。     

从电子媒体到数码儒家

不论是19世纪兴起的模拟媒体,抑或是20世纪崛起的数码媒体,对于我国来说最初都是舶来品,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使传统儒学深陷危机,又为其变革与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新世纪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数码儒家。     

论儒家“自强不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强不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它具有独特的时代内涵和伦理精神品格。自强不息的时代内涵是:古代自强不息,侧重于个体的自强修养;近现代自强不息,侧重于民族自强和国家自强;当代自强不息,即是全体国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品格体现为刚健品德、仁爱美德、独立人格意志、宽容和谐精神及积极进取精神。弘扬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引导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德性主体基础;要不断增强德性主体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精神教育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儒家的"富民"思想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正面价值.因此,在全社会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儒家的"富民"思想是值得重视的.高等教育阶段也应当给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应有的关注,这对于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宪法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后发展国家的宪政建设之所以步履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学者缺乏对自身认识结构中的西方文化中心立场的自觉反思。传统研究者往往在主客体对立的认识结构中,强调对客体对象规律的把握,而知识社会学检讨了这种立场,主张必须结合认识主体及认识过程,方能全面认知事物。以此立场重新解读宪法,则宪法是一整套具有逻辑自在性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由西方传入到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文化进行整合。运用知识社会学这一有效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     

儒家伦理与徽商的慈善行为

为了践行儒家的重教和仁爱思想,徽商兴办义学,筑桥修路和救济灾荒,彰显出他们的慈爱精神。从巴比慈善晚宴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商人的慈善精神的匮乏,这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慈善精神的儒家文化根源。     

涉庄成语对《庄子》本义的改造

古今评注《庄子》者,从不吝赞其文章奇绝,鲁迅归结为:"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于是,众多成语自《庄》而出。然而,正由于《庄子》旨玄而文奥,诸家释义大相径庭,导致源出《庄子》的成语,亦大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