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

欧阳修提出的“礼乐为虚名”曾得到历代学者的赞赏,但欧氏立论是三代之后刑政、礼乐分为二途,重礼仪物质形式而轻礼义精神内容,从而达到规劝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宋代诸儒对此也有很多论述,强调三代之后乃至宋朝刑政、礼乐分为二途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然礼乐为经国安邦之道,对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礼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有益启示,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儒家思想视域中的孙中山和平思想再认识

和平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之一。孙中山吸收了儒家文化精华,并借鉴西方部分和平学说,在实践中加以糅合、改造,形成了新的和平思想。孙中山和平思想是对儒家"和"文化的继承、丰富与发展。二者都强调道德是实现和平的重要力量,但在实现和平的方式和手段上的认知上有所差别。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重新认识孙中山和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浅谈复古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的危害

复古主义思潮是某些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通常会在社会层面活跃异常,影响较大。这种群体倾向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起现实干预性、广泛传播等作用。因此,积极探索和分析复古主义思潮,研究其特点,对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慈善之观念蕴含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已有数千年。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3教之中都有着自己的慈善观念和不同的行善方式。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我们应该推陈出新,对"慈善"进行重新定义。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