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当前我国的民主文化构建

儒家思想是一种利他主义思想,儒家经典中要求"仁者爱人""义大于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与人交往中要求"克己复礼",同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利他主义是一种有差别的利他主义。每个人首先存在于他所属的圈子里,对于他所从属的圈子具有依附关系,个体对于距离其所属圈子远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原则。而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民主文化是一种平等的文化,这种差别性的文化传统必然会阻碍具有平等性的民主文化的滋生和发展。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从否定到返回:儒学和西学互镜关系下的演变

面对西学以及西方文明,儒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自我调适和转化的过程,并且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否定"的态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新方法代替旧方法;二是"开出"的态度,主张从儒家传统中开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三是"并列"的态度,强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相对独立的特性;四是"返回"的态度,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返回到儒家传统中去,以解决西方科学和民主出现的问题。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