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识：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心学作为儒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了重重流弊。牟宗三曾大力彰显性体，以性体保障心体客观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作用有限。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与道德相关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因素，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与仁性相对应的是心学系统，与智性相对应的是理学系统。仁性和智性都可以决定成德，但功能不同。仁性的作用在于内觉，以发现自己的仁性。智性的作用在于认知，具体又可分为外识和内识。外识是对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内识是对内在道德根据的认识。启动智性，发展内识，对仁性这一道德根据加以真正的认识，才是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早期儒家的“合法性”思想及其影响--从《论语·子谓韶章》说起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对《韶》《武》的评价，实质上是对武王伐纣的合法性的评价。孔子认为，武王伐纣具备“实质合法性”，但在“形式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孟子和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合法理论中“实质合法性”这一维度，忽视了“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维度，使儒家合法性理论不免有所欠缺且易沦为单纯替统治者辩护的理论。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之学与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

儒学自孔子始,就是入世之学,核心为仁,行仁之根本就是行礼,让个人、社会都纳入礼制有序的轨道。故孔子授道是希望学人能修齐治平,利于社稷民生,即经世致用。当代社会高职教育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力求培养"工匠",而"工匠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精湛的技术服务于行业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专注力,这与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思是不谋而合的,回顾经典方能成就未来。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让儒家"仁爱"思想走进中职德育课堂

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思潮对在校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教育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这一时期做好中职学生的德育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思想认识高度,是所有中职教育者共同关注的热点.本文论述了儒家"仁爱"思想在中职德育中的意义和作用,为做好中职学生的德育教育提供参考.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